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三次转移

内容提要 本文以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战略的沿进作了历史的考察和评价，认为当代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第一次是以发展与重化工业和国防事业有关的尖端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战略转移，第二次是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基本内容的战略转移，第三次是以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而确立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科技发展战略。
　　所谓科技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对科技发展实行社会管理，有计划有组织地制定的推进科技事业，并能有效地利用科技发展成果的一系列总体方针、政策和措施。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制定始于50年代中期。1956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即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几次重大转折，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方针也发生了三次转移。
　　 一、以发展重化工业和国防事业所需要的尖端科技为重点
　　 的第一次战略转移
　　“文化大革命”之前， 中国曾制定了两大科技发展战略， 这就是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即“12年规划”，1962年制定的“1963～1972年科技发展规划”，即“10年规划”。这两个科技发展规划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把发展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关的科学技术放在了突出位置。这一科技发展战略重点的确立是与当时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的。
　　5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刚刚起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国家安全还没有可靠的保障。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科技、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增强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加强国防建设，是中国人民的一项十分突出而又重要的任务。因为现代军事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优势，而工业优势中重要的又是重化工业，因此，重点发展与重化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科学技术以及尖端技术是中国人民作出的必然选择。在制定“12年规划”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前苏联政府的支持和援助。1961年因为种种原因苏联同我国发生了边界冲突，随之两国关系激化。面对美苏两霸和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六七十年代我们不得不把发展重工业和国防事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此，“10年规划”更加突出了军事科技尤其是尖端科技的地位。〔1〕
　　上述两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实施使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成就。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合成有生命活力的牛胰岛素；同年，又成功地研制出喷气式飞机；1967年6月，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上了天空；此外，在60年代我们还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建成了一些大型工厂，如年产150万吨的钢铁企业、100 万吨的炼油厂、 装机容量30万千瓦的水力发电厂等。〔2〕
　　我国实施的优先发展军事、重化工业以及尖端技术的科技发展战略，虽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上述成就，壮大了国家的实力。但是，由于它过分重视了国家的政治建设以及科学技术的生产关系功能，对关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违背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内在规律，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畸形发展，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因此，到70年代中期，我国除了与军工有关的科技——航天、导弹、核能等发展迅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之外，其他方面的科技力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总体科技水平仍然不高。
　　 二、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
　　 面向经济建设”为基本内容的第二次战略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科技事业的发展也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春天。1978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针对“文革”时期“四人帮”对科技事业的破坏，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了“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口号。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为我国在新时期实现科技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82年国家各部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明确地把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并提出了我国的科技事业应以“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为战略方针。
　　“依靠”和“面向”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促进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的发挥。可以说，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既符合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又符合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科学技术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世界格局从军事抗衡逐步转变为经济的竞争。由于科学技术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国际经济的竞争实质上又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基于此，加强科技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改善和强化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服务功能，是中国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并且，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科学技术要想获得持续不断地健康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经济的强有力支持，这就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充分发挥其生产力功能。
　　由此可见，我国80年代初制定并开始实施的“依靠”和“面向”的科技发展战略，既有利于国内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新时期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相一致；同时又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总体战略方针的指导下，1985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着手解决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问题，以便使科技发展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并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适应，国家明确认定技术成果具有商品的基本属性，科技成果也是商品，并提出“开拓技术市场”的改革内容，从而大大解放了科学技术生产力。

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科技战略新方针，1986年党和国家在充分考虑科技体系自身特点的情况下，对科技力量进行了重新安排，把全国的科技工作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直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服务的支撑计划，如“863”、“75”以及“星火”、“丰收”等计划；二是跟踪高科技发展趋势、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科技人才的高新技术开发与研究计划；三是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攀登计划。我国科技工作在这三个层次上的展开，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科技事业也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从而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截止到1990年，我国在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生物科学、医药卫生、地学、化学等重要科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据统计，在80年代，中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1万项，其中获国家级奖励的近万项；全国有一大批技术开发型研究机构进入企业，与企业结成科研——生产联合经营体；出现了一批科技经济实体。在农业经济领域，向农业推行的“丰收计划”和“星火计划”，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据测算， 科学技术在农业增产中的比率已占到35％以上。农业科技的进步和普及，使90％以上的农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在工业方面，我们建立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工业成果。如冶金、能源、交通、机电、通讯、化工等重大技术装备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3 〕另外国防科技战线按照“军民结合”的方针，积极推进军工技术转民用，由过去的单纯的军工体制转变为军民两用体制。到1988年，军工技术转向民用成果达3万多项次，技术合同成交额15亿元。〔4〕
　　“依靠”和“面向”方针的实施，使中国具有了整体科技实力，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上，明显地比过去大为改观。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科技工作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拥有的科技实力不相称。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科技和经济有效结合的运行机制，科技和经济的结合还停留在一种低层次水平上，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只有20％。因此，就日益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大生产对科技的大量需求而言，科研与生产基本上还处在一种脱节状态，经济建设还没有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事业不发达，劳动者的素质普遍偏低，科技知识的普及程度较低，社会对科技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小。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同世界发达国家比较仍有较大差距。
　　 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
　　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中，由于“依靠”与“面向”战略的实施，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即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实现了翻一番。但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是依靠了外延扩大式的粗放型经营（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战略实现的，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只占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5〕中国要在21 世纪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走集约型经营的道路，必须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
　　基于此，1987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把科技与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90年代我国的现代化进入了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是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一靠科技，二靠政策。由于我们人口多，能源和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再走粗放式发展道路，显然难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目标。因此，在1991年召开的中国科技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确立为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同十三大确定的把科技放在首要位置上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贯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方针，就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1992年是我国实现经济体制转换具重要意义的一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战略任务，为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而科技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又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批科技人才的成长，所有这一切又都离不开教育。从国际范围看，为了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使自己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居于领先地位，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争相发展教育与科技，给教育、科技事业投入了巨额资金。中国政府和人民也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了科技教育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前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关键是抓好科技与教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把科技与教育作为一个战略措施提出来。江泽民同志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同年，我国又颁布并实施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和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围绕着促进经济与科技的结合，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一核心，自1992年开始，我国成功地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科技的运行与管理体制中，从而大大推动了科技力量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逐步为各级领导、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认识。正是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在1995年5 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三次科技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全面贯彻和落实。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必须实行“科教兴国”战略。所谓“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与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以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6〕
　　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同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有相通之处，也有自己独具的理论特色。众所周知，日本政府于1980年公开发表了《科技白皮书》，提出了旨在提高国家科技实力的全新科技战略，即“科技立国”战略。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这一转移实现了以往的以引进和改造外国技术为主向以自主开发、创新技术为主的转变。其基本指导思想有三〔7〕：第一，强调科技的自主创新， 把发展独创性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第二，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培养创造性人才；第三，大力推进高科技开发，培养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日本的这一科技发展战略对后进国家争取尽快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也应看到，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原有的国民科技文化素质较高，有较好的工业技术基础，不足之处则是日本科技战略中一直存在着偏重应用技术研究而忽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倾向。因此，对于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其他国家决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
　　我国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同日本有所不同，因此，“科教兴国”战略除了具有日本“科技立国”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外，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8〕
　　第一，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教育的优先发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条件，也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大力开发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础和基本途径。
　　第二，强化技术开发、创新与推广，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使之从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我国科技发展同日本不同，一直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科技研究实力，但缺少的是科技——经济之间的联合机制，因此，造成我国的经济增长中科技的含量不高，尤其是科技开发能力薄弱，致使科技的发展长期脱离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所以，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搞好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开发，始终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发展无疑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但它毕竟不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因此，如何避免重复走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道路，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疑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应有之义。
　　如果说，以发展重化工业和国防事业所需的尖端科技为重点的科技战略的确立，是与刚刚站起来的我国人民所面临的国际、国内严峻形势密切相关的话，那么，以“面向”和“依靠”为基本内容的科技战略的确立，则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科技发展开始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成功尝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鲜明体现。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略，则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相适应，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在下个世纪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客观要求。（马佰莲）
　　注：
　　〔1〕〔4〕陈建新等《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70、353页。
　　〔2〕胡爱本等著《科技意识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第31页。
　　〔3〕孔德涌、穆恭谦主编《向新科学技术革命进军》， 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参见第63页。
　　〔5〕〔7〕朱丽兰《迎接21世纪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载《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5年第8期。
　　〔6〕〔8〕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