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逻辑

主要学术思想，在外界看来大抵是米塞斯和熊彼特的结合。他和米塞斯及其最著名的学生哈耶克一样，坚定地站在自由市场经济这一边，相信看不见的手，对政府之手始终抱着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企业家和创新的推崇则同熊彼特的思想一脉相承，2008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由罗纳德·科斯召集的中国经济转型会议上，张维迎在自己提交的论文的开篇即阐述道：中国过去30年间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可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国家和农业部门向工商业活动的重新配置；在他曾经出版过的著作中，他将企业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而且，和米塞斯、熊彼特一样，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在2009年的不少场合，他都将自己的演讲主旨定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其中一次的演讲题目为 “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这些曾经让他备受欢迎的言论现在则让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现在即使不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回潮，那么至少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大规模地回归。
外部的环境迅速变化。“这次危机表明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中国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谁都没有想到，美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更没有想到。但是在危机之前，整体国际环境是在推动我们改革的，而危机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保守力量上升。”媒体报道，有一次他曾语带讥讽地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这种腔调显然与金融危机之后自信心满满的整个国家格格不入。连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都在给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的电话中说：“亨利，现在我们的老师出问题了。”这个看似最坚挺的国家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却仍然在对这种“坚挺”冷嘲热讽。不过显然，他的讥讽其实是这位经济学家对整个国家的自满的一种不满。他深知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深恐我们称之为“改革”的行动就此停滞。“改革是需要有危机感的”，他反复说；而在他看来我们显然已经告别了这种危机感。
大众和舆论的乐观与愤怒都让他感觉到恐慌——乐观是针对我们自身经济发展的乐观；愤怒则是对种种社会不公的愤怒。从2004年爆发的郎咸平与顾雏军之间关于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起，他开始将对 “乌合之众”的担忧挂在嘴边。他甚至购买了几十本古斯塔夫·勒庞的 《乌合之众》送人阅读。“错误的理念直指目标，它不关心手段。人们愿意接受目标更高、更良善的这些事情，但是如果采用这些理念，实际上可能走向反面。但是大众不会去反思，反而在开始时都为此很高兴。”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只重视结果的公平却漠视价值创造则可能引发灾难，但我们的舆论似乎正在这样鼓吹，他说：“人性本身一直是没有变化的。人性就是要追求快乐。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舆论，是在引导如何去分配价值分配财富，而不是引导大家如何去创造财富。一个社会，如果你的舆论只是在谈论分配财富，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搞计划经济了。现在，我们的很多理念本身就是在反市场的。”
尽管出身农家（谈话中有一阵子，他有些伤感地回忆起他的家乡，他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但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像所有古代故事和传说中不受欢迎的坏消息使者一样，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且不断发言，哪怕自己在不断被边缘化——尽管他对这种边缘化并不甘心。“什么事情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判断，这就是大众。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这让他在谈论米塞斯的落寞和米塞斯学说的复仇时，有点像在谈论自己。“他相信他的这种逻辑。而事实上确实也是有逻辑存在的。任何人不按照这个逻辑去行事，迟早会面临危机。”【经济观察网】本文网址：http://www.eeo.com.cn/industry/hr_trends/2011/02/12/19311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