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业大国到强国的嬗变

从产业大国到强国的嬗变

文/阎雨

中国社科院在4月底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提出了中国国家竞争力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或成为综合强大、关键一流、整体中上的先进国家；到205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但这一目标并非主观臆造，而是建立在经济动力、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基础上的科学推测。这一推测并不冒进，根据中国整体的发展趋势，中国完全有可能提前实现或达到上述预测。

中国的经济已经保持了32年的快速增长，我国快速增长一个突出的标志是GDP保持平均每年9.8%的增长速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8年仍然取得了8.7%的增长，2009年取得了9.1%的增长，今年应该是9.5%左右问题不大。2009年，中国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下降了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47.9%上升为48.6%，上升0.7个百分点。中国已实现工业化。

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份额已达到15.6%，超过了日本的15.4%。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即便与美国相比，占世界总产量份额也仅仅相差3.4个百分点，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按照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速度，可以肯定，用不了几年，我们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尤其是钢铁、水泥等行业，早就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也接近或超过一半以上。

201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发布了我国首部产业蓝皮书《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0)》。蓝皮书指出：“十一五”前三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总体趋于上升。分类型看，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一路走强，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则呈现逐步弱化的趋势，目前正处于产业竞争优势的转型期，面临竞争优势断档的风险。尽管如此，我国在煤炭、粗钢、有色金属、汽车和电子信息等产业仍拥有显著优势，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位居世界第一。从各个产业的竞争力变化情况看，在商品中，农产品[17.880.90%]、燃料以及矿产品的竞争力有所下降，而工业制品竞争力提升较大，表明中国正经历着产业结构的升级。

2010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2009-2010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下称《报告》)，在全球133个参评经济体中，中国的排名由去年的第30名上升1位，排名第29位。从2004年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同类报告中表现越来越出色：2004年是第46名；2008年实现质的飞跃，上升到了第30名，首次跻身30强的行列；2009年为第29名。

从一系列国际性报告中透露的信息是，中国不仅以巨大的市场吸引世界的目光，也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巨大的产量和国际市场占有率都充分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

但中国显然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的制造业更多的还处于低端水平，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底部。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贴牌生产仍是“中国制造”普遍的生存模式。高端制造产业与制造产业的高端环节仍是中国制造的薄弱之处。中国制造业需要经历从大国到强国的嬗变，需要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进行深层次分析。

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要素

美国哈佛大学的M.E.波特教授第一次“明确”的把国际竞争力定位于产业层次。他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特定产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所反映出来的生产率。国家或区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整体，其竞争优势一方面是一个经济概念，反映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优势；另外，受政治、文化、制度效率、制度成本的制约，又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

在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竞争力报告(2005-2006)》中，国际竞争力被定义为“决定一国生产力水平，从而决定一国经济所能达到的繁荣程度的因素、政策和制度的集合”，WEF认为“竞争力更强的经济就是那种在中期和长期可以更快发展的经济”。竞争力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它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各地各国各产业的竞争优势比较。

从整体上回顾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可总结为：比较优势决定区域的分工，决定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竞争优势决定区域特定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竞争中获取收益的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决定着区域产业竞争的地位及发展趋势。

区域间的竞争根本上是产业之间的竞争,是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决定产业竞争力的源泉实际上也是决定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区域产业竞争力源泉，从根本上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内在统一。研究区域产业竞争力,不仅必须研究区域产业间存在比较优势,并依据比较优势决定区域产业分工基本格局,而且更要研究以既定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格局为基础,区域既定产业如何在世界或国内产业发展空间和有限的市场空间中寻找成长路径,不断提高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能力。

区域产业竞争力是指区域进行资源配置来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区域产业竞争力是在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尤其在新经济背景下,传统因素(如位置、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的作用程度呈下降趋势,而现代因素(人口素质、知识、创新能力等)的作用程度呈上升趋势,且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以此为依托深入分析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为中国从产业大国到竞争强国的嬗变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分析

以往把中国经济引向成功、繁荣之路的增长模式，如今遭遇的挑战越来越大。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更加频繁的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碳减排呼声渐涨以及中国对原油等海外资源的过分倚重，粮食产量风吹草动引发的物价变动，地区、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都是快速行驶的中国“经济航母”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

当前，世界上已经涌现的一批工业强国，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在企业技术、市场、产业等方面具有全面强势的一流工业强国，如美国、日本、德国。二是整体处于优势，同时局部强势明显的工业强国，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三是局部强势非常突出的工业强国，比如瑞士、韩国、瑞典、俄罗斯等。

这些不同类型的工业强国，都拥有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资源整合能力强的高端制造产业群。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企业国际竞争力强；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一流；三是产业集群国际领先；四是工业体系绿色环保；五是文化、教育、生产性服务业等软实力突出。

高端制造产业水平成为在新经济背景下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志。但我国高端制造产业仍处于国际弱势地位。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产业结构所决定，我国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比较低的中低档竞争阶段，产业出口量很大但平均出口单价偏低，跌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这直接影响了我们产业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和提升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一系列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本国则努力推动竞争优势的转型。最为突出的一个措施就是力图通过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重构国际竞争秩序。

由此，在未来时期突破比较优势定势，培育与强化竞争优势，将决定中国制造业在国际新兴产业领域竞争中赢得先机的能力。

今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学习班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里用了50次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国家改变产业发展模式的决心。

在经历过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呼声渐强之时，中央把“十二五”期间、视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期间，中央希望转变经济方式可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显著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十二五”规划建议时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科技进步和创新，将成为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将成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将成为重要着力点。

区域产业内部发展失衡及应对策略

对中国而言，产业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制约了竞争力提升。从地区考察，我国区域间竞争能力差别较大，大体可以划分为4个方阵。东部沿海地区居第一方阵；南部沿海、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居第二方阵；黄河、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居第三方阵；大西北地区居第四方阵。

东部沿海地区竞争力强劲，在8个领域强于其他区域。在东部地区，非直辖市产业竞争力普遍较强，产品技术含量指数普遍较高，科技投入生产比较好的效果。东部地区的直辖市产业(指工业行业)竞争力并不是特别强，它们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巨额的科研投入，但产品技术含量指数并不高。中部大多数省份整体产业竞争力偏弱，当前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具有竞争优势，部分产业全国市场占有率有不断提升的迹象，“中部崛起”初见成效。但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产业结构明显升级，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生态环境明显优化，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区域城乡差距明显缩小，区域一体化格局初步形成，粤港澳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

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港口条件，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现代装备、汽车、钢铁、石化、船舶制造等产业，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能力，形成粤港澳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

2005年，中央提出了“一核六带”的长三角区域总体布局框架，为长三角强化区域合作指明方向。为此，江浙沪三地在发挥各自优势竞争力的基础上，采取“错位竞争、利益均沾”的发展模式，切实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使长三角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国际竞争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和利用全球化资源辐射长江流域、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环渤海经济圈尽管存在着许多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的有利条件，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仍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理想的横向经济联系局面，经济圈内相互协作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还没有真正形成。环渤海经济圈相互间经济联系没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内部城市间那样紧密。

从目前“两角一湾”总体经济竞争力比较，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从制度与体制竞争优势分析，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桎梏仍然较大。

中部6省占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五分之一。新中国建立初期，中部六省经济落后，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主要地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很小，第三产业基本上是由传统行业构成。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行业在各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1999年中部六省的支柱产业在工业增加值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而此后几年，六省的支柱产业主要是以煤炭、电力为主的能源工业和以钢铁、铅、铜等黑色与有色金属冶炼与压延为主的原材料工业等，这些产业大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同时，中部六省在支柱产业选择上存在严重的同构性。对相似产业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使得六省之间竞争加剧，容易受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周期波动影响。

中部六省应突破思想束缚，重新认识地区资源优势[2831.921.63%]，将循环经济观念和低碳经济观念贯彻到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与主要环节之中。为进一步缓解中部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优势产业的选择导向应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产业。中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发展农副食品精深加工业便是其未来发展趋势之一。

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位次不断后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曾经居全国前列的东北三省工业生产发展滞缓，经济位次不断后移，相当一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自从老工业基地振兴后，速度有所上升，但是在全国位次排序中不断后移。1980年，东北三省GDP占全国的14%，1995年下降到10.06%,到2005年则降至8.9%。

除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比重大等共性问题外，东北的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太大，第三产业比重太小；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资源型城市转型艰难；东北地区投资发展的软环境欠佳。由于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东北地区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在经济发展中，新的理念没有完全领会，旧的观念仍然固守。创业环境和培育企业家的环境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开始加快，逐步缩小了与全国的发展差距。2008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升至8.62%，比2007年高出0.14个百分点，这是进入新世纪[23.751.15%]后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首次止跌回升。

西部地区气候条件恶劣，土地面积大但是土地质量差，深处内陆比较封闭，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本地市场容量较小，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态环境普遍脆弱等众多制约性因素将限制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

从低碳角度考察，东部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其低碳竞争力更强，山西、贵州、宁夏、内蒙古等低碳竞争力很弱。发达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不仅会对中国的整体产业竞争力造成影响，也会对中西部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更不利于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面对不平衡发展的现实，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选择是通过内部改革和外部支持，将部分劣势改变为优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构造发展环境的优势。

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是发展环境，主要包括政府、市场、制度、政策等方面的效率和公平程度，它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对于发展环境极为敏感，发展环境常常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看，许多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却居于领先地位。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也表明，东部一些自然禀赋并不优越的地区，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体制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资本，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当地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未来时期，西部地区如果没有构建足够的发展环境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潜在的资源禀赋优势就难以发挥出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 执行院长 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