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发表于《湘潮》2008年第2期)

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田 闯    王紫琳

（郑州大学 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本文从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合理性的标准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并进一步分析了两位科学哲学家思想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都闪烁着人类科学理论智慧的光芒，但两者都只是真理的一部分，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错误或含混之处。对待两位大师的思想我们既要把它还原到20世纪中叶的科学历史背景、社会历史背景中客观分析，又要在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加以批判和继承。

[关键词]：波普尔 库恩 科学哲学思想  比较

近百年来，现代科学哲学沿着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的路径在曲折中发展着。各个发展阶段既存在着联系又有所发展，“把思想观点的演化与问题的转换联系起来，把问题的转换与困难的转移联系起来，把困难的转移与寻求出路联系起来，就能形成一个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整体形象，但只是特征性的形象。”[1]

   波普尔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树起了理性批判的旗帜；库恩则以“科学革命”为矛，以“范式（paradigm）”为盾，在科学哲学的战场上再次冲击了理性主义大营。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代表，库恩则是科学历史主义的代表之一，他们都是科学哲学中的革命者，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理论体系。但在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合理性标准等方面，两位革命者的革命理论各显其趣。

一、科学的划界标准

   波普尔把科学哲学叫做“科学发展的逻辑”，但实际上他没有研究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而是专心解读科学知识的发展，建立了解构方法论的规则。波普尔首先在科学哲学史上提出了划界问题，“找到一个标准，使我们能区别经验科学为一方与数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这个问题我称之为划界问题。Hume知道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它，Kant把它看作知识理论的中心问题。假如我们按照Kant那样把归纳问题称作‘Hume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划界问题称作‘Kant问题’”。[2]

波普尔给出了自己划界标准，“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换句话说，我并不要求科学系统能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3]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在新增加的脚注中补充道:“请注意，我建议可证伪性作为划界的标准，不是作为意义的标准······可证伪性区别两种完全有意义的陈述：可证伪的和不可证伪的，它划的分界线是在有意义语言的内部，而不是在它的周边上。”[4] 有了“可证伪性”这个方法论准则，波普尔阐发了他一系列的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思想。

波普尔这一规范性的划界标准——可证伪性具有两方面的革命意义：一，它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必须可以在逻辑上还原为基本命题”也就是说有意义的命题就是科学的命题，波普尔则进一步指出，非科学和伪科学的命题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是非科学的。二，它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标准”，即一种新理论不断覆盖旧理论的加法，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标准”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减法。这双重革命使科学的理性发生了震颤。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只要仔细考察科学活动就会发现，正是常规科学（这里不会出现卡尔爵士的那种那种检验）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同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如果真有一种划界标准（我想我们决不应当去找什么绝对分明的标准），可能正在于卡尔爵士所忽略的那部分科学之中。”[5]结合科学史的研究库恩提出了另一种“描述性的划界标准――解决疑难”[6] 他认为“在检验与释疑这两个标准中，后者既是更加准确,也是更为基本的”。“库恩的划界标准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释疑’所依据的范式，包括形而上学的信念和其他社会、心理、价值的因素，因而科学和形而上学、科学与非科学很难清晰划界。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的释疑活动中科学与非科学得以暂时的划分。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原有的界限被打乱，随着范式的更替，科学的标准也随之而改变。第二，科学共同体是‘释疑’活动的主体，一切知识都是某个共同体的知识，一定的科学共同体在特定的时期认为科学而合理的东西，就是科学的和合理的。”[7] “问题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走向了实践。“依库恩看，常规科学或在一个理论结构内部解决疑难的活动，是成熟科学的特征，也就是把科学从一切非科学（包括哲学、艺术、原始科学）区别开来的标准。”[8] 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在范式的指导下进行“解谜”活动，库恩的科学划界标准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标准，即在常规科学阶段才称之为科学，其它阶段：前科学时期、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则不属于“库恩意义上”的科学。

两位科学哲学家在科学划界问题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注重从动态的角度，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科学，都注重科学史的研究，都自觉地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相联系，两者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缺点批判而立论，两者都没有最终解决“划界问题”等等。波普尔和库恩在科学划界问题上也有许多不同之处：①两者的哲学立场不同：波普尔尽管高举着“可证伪性”的批判大旗。但他仍属于逻辑主义的观点，他仍坚持一元标准，是理性主义的立场。库恩则吹响了科学社会学的号角，他属于科学历史主义学派（外史），他的划界标准是一种相对性的标准。因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和历史性，库恩被称为“非理性主义者”。②两者的研究视角不同：波普尔偏重从方法论角度研究，而库恩则偏重发展观角度，前者为“规范性”的划界标准，而后者为“描述性”的划界标准。③两者的论证方法不同：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标准通过“可证伪度、确证度、通真度”来阐述经验科学的理论性质，，他手中拿着的是进攻性的“矛”，而逻辑实证主义手中持的是防守性的“盾”。库恩的“解决疑难”标准，是借助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的分析方法从侧面包抄，迂回出击，不用于波普尔的正面厮杀。波普尔采取了“假说-演绎”的方法，库恩则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使用了“分析-综合”的方法。

二、科学发展的模式

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模式是：问题―猜想―反驳―问题。用四段图式来表示：P1→TT→EE→P2。“猜想与反驳”是波普尔科学发展模式的核心思想。纪树立先生认为“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最根本的特点是把科学看作一个永无止境的、不段发展的过程.”[9] 纪树立先生认为波普尔大刀阔斧的破除了两个迷信：(1)”科学”就意味着真理，人们说“科学的”，几乎总是“正确的”、“可靠的”、“没有问题的”同义词。（2）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来自观察，真理即经验事实归纳的结果；同时波普尔还揭露了科学发展中的两个矛盾：（1）真理和谬误的矛盾，（2）观察和理论的矛盾。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中:通常因为新的观察事实不符合现有理论，于是提出了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提出了一种尝试性理论（或猜想）暂时与观察一致而达到某种相对真理，但是这个新的理论在以后无穷的观察事实面前将会不断暴露出谬误，从而又促使人们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前进。问题→猜想→反驳→新的问题。“这本质上不外是用那两对矛盾交叉串连起来一个抽象的逻辑构造，但又的确抓住了科学发展中的这两对基本矛盾，揭示了科学发展的固有的辩证法，并且突出的表现了科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首先是把归纳主义从观察到理论的公式颠倒为从理论到观察的逆公式。这样，整个科学进化机制的原动力就变了，它不再是消极地等待经验事实的积累，而是积极地由人去创造。于是全部科学机器都是由人的创造精神运转的，科学是人类的创造性事业。”[10] “可证伪性”的划界标准决定了科学进化的逻辑形态―猜想与反驳。

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但该模式只是相对符合物理学、化学领域的科学革命，而无法圆满解释生物学科的科学革命，于是在1978年出版的《黑体理论和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中，库恩又补充了科学革命的另一结构形式―创新，他认为普朗克关注黑体辐射问题不是因为感到了什么危机，而是将电磁理论同热力学理论综合起来的一种创新动力吸引了他。也就是说科学发展除了被动的客观的动力之外，还有一种积极的主观的动力因素，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可以表述为：

当然创新也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可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等等，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可以看作是理论的集成创新。

对比下图，我们可以更加直接地发现各种发展模式的异同。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证伪主义模式）同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发展模式（渐进累积模式）、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范式论模式）都认为知识量（经验内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用库恩自己的话讲：“几乎每当卡尔爵士同我明确转向解决同一些问题时，我们二人的科学观就十分接近一致。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过程。由此，我们都强调只有实际的科学生活的事实和精神才是合法材料，因而我们都常常转到历史中去找材料。从这个共有的材料库中我们得出许多共同的结论。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累加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革命过程，都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旧理论在面对逻辑、试验、观察的挑战时偶尔的失败所起的作用。最后，卡尔爵士和我还一起反对经典实证主义的一些最特征性的命题。例如，我们都强调科学观察难免同科学理论相互纠结，因而都对创造什么中性观察语言的努力表示怀疑，都坚信科学家完全可以指望发明理论以说明观察对象，而用的也是实在客体的语言，不管实在客体是指什么。”[11]

波普尔的科学发展的证伪主义模式与库恩的科学发展的范式论模式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科学发展的起点不同

与逻辑实证主义以“观察”为科学发展的起点不同，波普尔科学发展的起点是“问题”。波普尔驳斥了“科学是从观察到理论”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从问题开始的，并把问题分为①实际问题，即需要通过理论来说明的问题，②疑难问题，即用现有的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种问题划分类似于库恩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两类阶段的划分）。“应当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解释性理论，只不过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解决一个与发现一种解释有关或有联系的问题。众所周知，我们的预期从而还有我们的理论，在历史上甚至可能先于我们的问题。但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试验，去观察。”[12] 在库恩的视角中，“范式”则成为了科学发展的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恰应当把卡尔爵士的观点倒过来，恰恰是抛弃批判性对话才是转变到科学的标志。”[13] 有了范式指导下的解决疑难活动，科学才开始发展。

2.   科学进步的标准不同

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写到：“人们会说，进步‘……只有两种方法获得：通过收集新的知觉经验，以及通过把已经得到的那些经验更好地组织起来’。但是科学进步的这种描述，虽然实际上并不错，似乎没有抓住要害。……科学不可能从未被解释的感觉经验中提炼出来，不管我们多么勤奋地收集和挑选它们。大胆的想法，未被证明的预感，以及思辩的思想是我们解释自然的惟一手段：我们把握自然的惟一的工具，我们惟一的仪器。”[14]“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但科学却是这样一种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人类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并且还往往可以及时改正。正因如此，只有对于科学才可以说我们经常从错误中学习，才可以清楚明白地说到进步。”[15] 波普尔的科学进步标准是理论的可检验度（可证伪度），“甚至在一种理论受到经验的检验之前，我们就有可能说出，如果它经受住某种专门检验，它对于已知理论是否是一个进步。”[16] 这个进步标准是“潜在的进步标准”“它认为可否证性与科学性是成正比例的。”[17] 在波普尔看来进步的理论就是可证伪度高的理论，也即“具有最大可能的经验内容的理论”。

在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中有两种进步：（1）常规科学的进步，从共同体的内部看“成功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的结果就是进步”[18]“只有在常规科学时期，进步似乎才既明显又确定”[19]。在常规科学时期，解谜能力是进步的标准。(2)科学革命的进步，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把范式转换看成进步”“首先，新范式必须看来能解决一些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著名的和广为人知的问题。其次，新范式必须能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20]孙思博士认为，库恩理论中新旧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在彼此竞争的范式之间作出选择是互不相容团体的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没有科学家必须用以评价范式价值和进步的同一标准。因此从总体上说，不存在一种范式比它所取代的范式更好、更进步。但库恩不愿因最终否定科学的进步而被指责为相对主义者。”[21]江天骥先生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则认为为了回应《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一版中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指责，库恩在第二版和其它著作中，强调的重点不同了。[22] 库恩认为，一个好的理论具有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

3.          两种模式所强调的发展过程的重点不同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模式和库恩的范式论模式都强调了革命的作用，但波普尔似乎对科学发展中的量变重视不够，库恩在他的范式论模式中则强调了常规科学的发展作用，同时明显地突出了量变到质变之间的转化。波普尔突出了动态的进攻性的“证伪”，而库恩则动静结合，强调辩护性的“范式”。

三 、科学合理性的标准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合理性只限于科学理论的结构与证明，而不涉及包括科学发现在内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和发展的过程。“波普尔最先把科学合理性问题引进了科学发展和进步的讨论之中。”[23]不能单纯地用逻辑合理性来说明科学的合理性，波普尔提出了一种即时合理性评价标准，这一合理性依赖于判决性实验。如果：(1)理论T2比T1具有超量的经验内容；（2）T2的新颖预测经受住了严格的实验检验；（3）T2比T1有更大的逼真性；那么，由新理论T2取代旧理论T1就是合理的。波普尔认为：“科学进步是革命，科学的箴言可能正是马克思所说：‘不断革命’。但科学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又是合理的，原则上可按照理性确定新理论是否比旧理论更可靠。”

库恩则认为科学合理性标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的，“库恩认为，虽然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存在着诸如简单性、准确性、预见性、有效性，运用范围等合理选择的理由。但个别科学家在选择时却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相同的价值标准，只要最后科学共同体能能达到一个共同的信念，从而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那么，科学家的这些活动就是合理的。”[24]“库恩把‘科学因素’和‘人的因素’加以综合，反对只见物不见人，专谈科学观念的演变，而忽视掌握科学观念的科学家作为一个活人的诸特点，特别是心理特点和社会特点。”[25]人本化是库恩科学合理性标准的最大特色，这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物理学、化学的发展特点，科学不是纯理性的生硬的知识和信息量的增长，而是活生生的，贴上人类实践活动标签的有目的性、有价值追求的合理性发展。

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合理性标准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科学的合理性，他们都认为科学革命是合理的；两者都指出了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波普尔认为，科学家在面对科学问题而提出试探性理论时要大胆猜测，这时灵感、顿悟、直觉起主要作用。在库恩的哲学思想中，非理性的随意性因素（科学家以前的生活、研究经验、个人性格、研究时的偶然事件等等）往往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

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合理性标准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1）两者关于真理的认识不同：“波普尔认为存在客观世界，这个世界有客观规律，有客观真理，科学研究能无限接近真理。库恩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但范式一旦建立，科学研究必然在范式的范围内进行，科学研究于客观世界无关，范式能告诉科学家哪些实体存在，哪些不存在，存在的实体如何活动。”[26]波普尔认为人们不可能发现和占有真理，只能无限地逼近真理。库恩则认为不同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不可还原，“真理”只是科学家的一种信念，科学知识进化和生物进化类似，是一种无目标的进化。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必须被看作是一个从后面推动的过程，而不是受到前面拉动的过程——就像生物进化是从过去物种进化而来，而不是向什么物种进化而去。”[27]                              波普尔是实在论者，而库恩是准实在论者。（2）波普尔认为科学发展是理性的、合理的；库恩认为科学发展是非理性的，但是是合理的。“新范式带来了全新的合理性，超范式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变化是潮流所带来的结果，因而，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非理性的。是一个暴民心理学的问题。……波普尔用可错——批判增长的新问题取代了古典合理性的中心问题即关于基础的老问题。……库恩当然证明了科学心理学可以揭示重要而确实令人惋惜的真理。但科学心理学不是自主的。”[28]波普尔的合理是一种逻辑先天的合理，而库恩的合理性标准则是历史评判的合理。(3)我们来对比两段文字：“科学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基岩上。可以说，科学理论的大胆结构耸立在沼泽之上。它就像树立在木桩上的建筑物，木桩从上面被打进沼泽中，但是没有到达任何自然的或‘既定的’基底；假如我们停止下来不再把木桩打得更深一些，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坚固的基础。我们只是在认为木桩至少暂时坚固得足以支持这个结构的时候停止下来。”[29]“科学家事实上就是按照这个理论所说的他们应当怎样行动的方式去做的，他们的方法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成功而发展和挑选出来的。正因为我的描述性概括也能从这个理论中导出，它们成为这一理论的论据；而按照其他关于科学本性的观点看来，这些概括则构成反常行为。”[30]波普尔认为科学合理性是科学理论无限接近真理的一种革命行动，这种观点似乎和库恩的科学革命—常规科学有相通之处，而似乎回应了“不断革命论”的批判。库恩认为科学家的行动是符合科学革命理论理性的，他们的行动是在理论指导下的理性，这也似乎回应了“非理性主义”的批判。但事实上，这恰恰揭示了两者合理性概念的不同趋向：波普尔是从理论到事实的延伸，而库恩则从事实到理论的提升。两者从各自不同趋向揭示了科学合理性概念的内涵。

当然，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在很多其它方面也存在着相同点和不同点。他们的思想也存在着不少局限性，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精神和库恩的范式概念都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人类伟大的理论智慧。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前承逻辑主义，后启历史主义，他的证伪主义思想中已经内含了历史主义因素。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中的历史主义成分、社会学的成分、心理学的成分则明显超出其逻辑主义成分，他的思想被费耶阿本德更加绝对化成了“非理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被拉卡托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或吻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辨证法思想。当然在我们的理论实践中既要把他们的科学哲学思想还原到20世纪中叶的科学历史背景、社会历史背景中客观分析，又要在今天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和继承以指导我们的科学实践。

参考文献

[1]舒炜光,邱仁宗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评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

[2][英]K.R.波珀著.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3][美]托马斯.库恩著.必要的张力[C].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4] 孙思著.理性之魂:当代科学哲学中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5] 刘大椿著.“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

[6] 江天骥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 .

[7] [英]波普尔著.猜想与反驳[M].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9.

[8] [英]K.R.波珀著.科学发现的逻辑[M].查汝强,邱仁宗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9] 舒炜光.波普尔的科学哲学[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3.

[10] [美]托马斯·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11] 殷正坤,邱仁宗著.科学哲学引论[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3.

[12] 罗慧生著.西方科学哲学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9.

[13] 宋芝业.波普尔与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比较[J]理论学习,2005,8.

[14] 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15] [英]Lakatos,I.著.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3(2005.6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