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物”轻“人”
每年政府报告都要说GDP长了多少，工业如何，税收如何。可是人呢？有没有人关心一下民生？走在街上有时候我会莫名其妙的恐慌起来，生怕身边路过的乞丐、农民工会突然精神崩溃，拽把刀出来，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想到政府的执政能力，就不由想说说国家部委里公务员的生存状况。中央机关的公务员绝大部分都是同辈人中的精英，可是他们的合法收入呢？在北京，一个正处级的公务员收入不过四千多点，正处级是什么概念？本科生毕业要熬上大概15年才够资历，就是博士毕业也要七八年时间才够格，然后还要等现有的处级干部调走或升职才有机会。对与北京的生活水准而言，这样的合法收入只够一个光棍租房和吃饭，如果是已婚，那肯定是不敢生孩子的。怎么办？你可以看到好多部委里面新的、旧的制度相互矛盾、相互重合，办事时候适用哪个文件哪个规定存在着很大的操作空间。即使不能收钱收物，大家都是难兄难弟，你管房子，我管学校，互相帮帮忙，打个电话递个话，住房、孩子上学都能省下不少。等到工作上，大家都要安安稳稳等着熬资历升官，错误是绝对不能犯的，再好的事情也不能做，担不起风险啊！你干一百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只要一件引起的非议，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上那些什么也不懂的小明星、农民代表给你提个意见，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原则不“原则”
政府领导要政绩，每届甚至每年政府的工作重点都在变。比如今年说要扩大出口，明年就说要自主创新，等到金融危机泛滥开来，又说要拉动投资，增加就业。每一项政策要起作用都要有一个的周期的，根据投放方式、方向的不同，可能一两年、三五年才能产生作用，没有一个系统的、延续的安排，比不干好不了多少。
公共管理？公共经营？
政府什么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政府的定位一直模糊，横观国外发达国家的政府无非是两类：一是小政府模式，提供安全、秩序、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二是强势政府模式，政府甚至在经济管理中直接深入到企业层次。中国的应该是强势模式的一种市场化变种，但企业的事情要交给企业。我认为目前要管的有五件大事：
一是发展战略产业。战略产业又有三类，第一类是就业类产业，比如农牧业、纺织业；第二类是精益制造，国内现在在机床、钢材、汽车等方面其实水平并不怎么样，例如汽车制造中用的机床基本全是进口，高端点的用德国、日本的产品，最低端的用韩国的产品；第三类是高技术含量和高智力含量的产业，比如芯片设计、创意产业等等。
二是金融行业，中国的金融行业是个怪胎。银行是“爱存不存”、“存了也白存”。证券市场呢？建立之初是为国营企业融资的，现在也说不上是为投资者服务。不尊重投资者的市场，投资者也不会有信心，这样的证券市场根本没法为有潜力、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定价，结果是各级政府花一二十年时间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优秀企业只能到境外上市，让国外投资者分享中国发展的好处，中国的国民没法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资本收益，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度日。
三是物流行业。在产地一毛钱一斤的桔子到了北京就变成了两块钱、三块钱。成本都在运输、仓储中散失掉了。特别是铁路成了运输的瓶颈，惹不起铁老大，只好用运费高整整十倍的公路运输，费钱就不说了，如果把这些汽油省下来，每年少进口多少石油啊。
四是环境，人生活的环境是发展的底线。自然环境是有自净能力的。在自净能力的限度内，污染可以自动降解。一旦超过这个限度，所有的污染物都要通过费用高昂的人工方式来处理。
五是人力资本，发达国家没有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中国的教育支出的绝对数虽是上升的，在GDP中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再加上教育部官僚体制的低效率，唉，一声叹息！直接给国民减税吧，家庭自会把更多收入投入到自身和下一代的教育上。
国有迷雾
根据国资委给国有企业的定位，国有企业的目的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广大国民呢？对不起和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春运中人见人骂的铁路（国家铁路），即是政府又是企业，运力永远不足，管国家要钱，花完再去要，如果铁路运输不再卡国计民生的脖子了，怎么再管国家接着要钱呢？
于良
管理有“理”，管无定“理”，贵在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