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为什么增长：经济基础模型研究回顾

****读书的时候翻译整理了一些资料，有些心得，可惜与现在的研究方向关系不大，发布出来避免后来者重复劳动。**** 

 

区域为什么增长：经济基础模型研究回顾

 

经济基础模型用于各种经济关系决策中。政府官员用它们来准备每年的预算。商业上靠他们来进行短期市场需求预测和分析长期的增长策略。城市规划者和交通方面的官员用它们来制定城区和地区的长期发展计划。最后，州或当地的政策制定者靠它们来获得促进长期地区增长的项目和政策的想法。

如果一个单独的模型已经发展出来同时满足这些目标，那么事情将变得非常方便。但是，这样的模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区域模型专门用于它描述的问题和它的分析结果最可靠的时间尺度。例如，一个短期预测模型可能满足州或当地政府的官员进行每年预算制定的需要，但是它对计划制定者与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当地长期经济发展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已知的只有“结构经济模型”能用于不同的决策领域。

这个世纪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对试图预测和影响这一发展的规划者提出的挑战保证了对区域经济模型的需求，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但遗憾的是提供的模型非常有限。

在战后的初期，经济基础模型可能是进行区域经济分析唯一可用的工具。这个模型重点放在区域出口活动，把它作为当地区域发展的首要因素。它是区域增长理论中最老，也最持久的理论之一，大概提出于20世纪初。但是，经济基础理论获得区域科学者的普遍注意是在1950－1985年。尽管这个模型被接受了这么长时间，著名的区域科学家Harry.W.Richardson在为《区域科学杂志》25周年纪念刊写的专题中讲了这一模式（paradigm）中40多年的研究，他总结道：“在经济基础模型上的研究是结论性的。最近的研究在可靠性上毫无进展。。。。。。。。。p17-a”

像Richardson一样，其他人这些年也表现出对经济基础模型只关注于出口这一问题的关注。出口只是区域增长方程中需求方面的一部分而已，同时，它还没有考虑到重要的供给方面的因素和限制。许多人建议使用区域增长发展的更复杂的理论，并放弃经济基础理论的分析技术和方法技术和基于其上的政策。

然而，经济基础研究仍在继续。最值得注意的，Jamas.p.Lesage和J.David.Read(1989)和Lasage(1990)在长期和短期经济增长中提供了支持经济基础假设的经验证据。这些作者认为他们的模型即能在短期中用于区域就业，收入，和生产的预测，又能用于长期的经济计划和政策分析。如果这些说法被证实，那么经济基础模型不仅有用，而且是少见的能在这些不同但极重要的决策领域中有用的区域模型。

因为区域经济模型在计划和政府讨论中的重要作用，对它们的优缺点的清晰了解就很重要。尤其是经济基础模型中的缺点更要被认识到，因为它应用如此的的广泛。最近的研究提供证据表明：通过把一般用在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文献中的技术应用于传统的静态经济基础模型，获得了实质性的提高。但是，Andrew.C.Kriklelas(1991)说这些研究可能高估了这些新的经济基础模型的作用。

这篇文章有两重目的。首先，提供对旧的和扩展的经济基础文献的简要的分析史，然后，转向Krikelas(1991)提出的中心问题：借用统计时间序列文献中的技术是否能使传统的经济基础模型获得新生。

 

经济基础概念的定义

 

经济基础模型把区域出口活动作为当地区域增长的首要来源。根据这一理论，总经济活动：

E_T,总经济活动,假设分为两部分。

E_B,基本经济活动（用于生产最终卖给区域外消费者的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E_NB，非基本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当地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活动。

E_T=E_B+E_NB    (1)

把区域经济活动一分为二是这个模型的中心概念。一个非常实际的关注点立即出现了，因为合适的出口数据的获得需要很高的成本，并有很长的时间延迟。各种替代方法被这些年的文献提出和使用，但还没有完全充分的方法。因此，数据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基础研究。

经济基础模型的中心概念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二重性，但它的基本行为假设是：非基本活动依靠基本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一个地区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外在需求把收入注入区域经济中，然后增加（augmenting）对非出口商品与服务的本地需求，这个模型假设：注入区域经济的收入和伴随的当地导向的非基本工业的潜力都是与这区域的出口基本部分成正比的。这个模型是静态的，需求导向的，它忽略了影响区域产出的供给和其它影响需求的变化（例如新产品的介绍）的因素。

 

E_NB＝f(E_B)=α+β*E_B…………(2)

 

方程（1）和（2）可以合并成一个表达式（3），它表示整个经济活动是基本活动的一个函数。

 

E_T=α+(1+β)*E_B……(3)

 

表达式（1＋β）一般被称作“经济基础乘数”，而参数“β”被称为“经济基础率”。

当用于分析区域增长时，经济基础模型表示增长过程是由出口商品和服务到区域之外的工业来领导的。它甚至提供了由区域外活动导致的基本经济活动的变化对整个经济活动影响的预测。这个模型暗示：区域经济的未来发展重点在于基础工业的前途。这几个重要的工业经常被称作“区域增长的发动机”。

这个简单的模型抓住了经济基础理论的本质。虽然这个模型经过多年的补充后加进了一些额外的变量来更清晰的捕获区域增长过程的动态本质，但是绝大部分的变化都在需求导向的细节方面。一般来说，经济基础模型还没有发展到承认许多影响区域增长的重要变量的潜在作用，例如：区域内部的资本流；劳动力迁移状况；产品、品味、生产过程的变化；人口变化；州或当地的税法变化，等等。因为这些重要得不能忽略的问题，许多科学家认为经济基础理论太简单，不能提供在分析许多区域经济问题和政策的框架。以下对这模型的发展和检验将总结这个论题的争论之处。

 

经济基础文献的历史

 

经济基础文献的发展可以分成5个时期：

（1）      概念出现，1916-21，

（2）      早期发展，1921-50，

（3）      第一回合大讨论，1950-60

（4）      第二回合讨论，1960-85

（5）      第三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讨论，1985至今

  在经济基础范式（paradigm）的几十年的研究中，关于这个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应用和限制都有大量内容。然而当又一轮讨论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教训没有被引取，因此对文献的历史总结应该是有用处的。

经济基础概念的起源。前面提到的这个简单模型的核心，区域经济活动的二分法，最早是由写“真正的城市缔造者”的德国社会学家Werner Sombart 在1916年表达出的。分为“主动的，原创的，主要的城市组成部分”和“被动的，衍生的，次要的城市组成”。（Gunter Krumme,1968,114）.

1921年，M．Arrousseau在评论他区分的一个城镇的首要和次要职业的关系时，进行类似的观察：“直接与城镇有关的功能是首要职业。次要职业是那些维持从事首要部分的人的福利的职业”。（John W.Alexander 1954 246）.同样在1921年，景观建筑师Frederick Law Olmsted 区分了城市地区的首要和辅助经济活动。

虽然Sombart显然是第一个正式观察到城市和区域经济活动的二分性，与他同时期的Arrousseau 和 Olmsed 的评价使这个概念更加清晰，成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济基础概念作为解释区域增长过程的潜在理论已经浮出水面。

早期的理论发展。随着这个理论的建立，下一个逻辑步骤应该是对这个模型的中心假设的可靠性的经验检验。由于这个世纪初城市的迅速发展，逼迫州和当地的官员们想办法提高进行城市扩展，政府服务，提供基础设施的计划的方法，因此这个检验的步骤被广泛的忽略了，模型被当作是有用的，而被广泛采用。经济基础模型提供了发展这类计划的一种很满意的框架。设计来区分和测定基础工业的研究，即经济基础研究，迅速成为长期计划获得信息的首要工具。

区分出一个地区的出口基础后，经济基础研究计算出一个当地的经济基础率，β。有了经济基础率和对这个地区的出口的基本工业的预测，就能预测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这个研究的关键在于依靠少量区分出的区域出口工业来帮助描述预测整个经济活动的过程。此外，区分出这些被认为对区域增长过程最重要的工业，对于区域工业的政策和项目的讨论有帮助。

Sombart在1927年时对柏林经济的分析是这个时期进行的第一个经济基础研究。Sombart抱怨：“没有人拿笔坐下来，使用职业统计数据，算出柏林这样的城市中城市组成工业到底占多少”，发展了一种把城市经济分成两部分的经验方法。（Krumme 1968,116）

由于缺乏区域出口活动的详细信息，Sombart靠1907年在柏林收集的就业数据来估计城市经济的基础和非基础部分。主要依靠他的个人判断，Sombart估计在柏林的543000个劳动力中有262000是在出口基本工业。柏林的经济基础率，即：非基础/基础，β，是1.07，差不多是1：1的关系。

虽然Sombart没有用这信息来预测柏林的增长，但是实际上是可行的。对他分出来的城市出口基础的工业进行有限的预测，然后把这个和乘以城市的经济基础乘数（1＋β），2.07（假设这个调查以后20年内这个城市的经济基础率保持相对稳定），就能得到一个由它的出口产品的外在需求产生的整个经济活动的变化的预测。

像Sombart对经济基础的研究对二手数据源的依赖，在大多数这样的研究中是很典型的。正像很早就被指出来的，即使在今天，获得足够的用于经济基础研究的合适的经济基础数据仍需要很高的成本。1938年在《财富》杂志上对Iowa州，Oskaloosa城进行的综合的经济基础分析表明了这一点。

虽然发表在一个流行杂志上，这个研究对经济基础理论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杂志的工作人员对3000个家庭进行了完全的调查以确定城市中收入流的七点和终点。他们还对商业进行了调查，包括：记录他们产出的终点，以及当地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输入的来源和价值。

1937年对Oskaloosa的研究结果表明它对其余地方是一个产品与服务的净出口者。这个城市的主要出口产业是制造产品与专业服务。这个发现很有趣，因为它是基于一个对Oskaloosa的出口活动描绘相对精确的调查。即使是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个研究也是所有对小社区的研究中最彻底的一个。

因为收集这些数据极为费力，Homer Hoyt 在20世纪30年代来设计的非调查技术的出现使得以调查导向方式来辨别经济基础的方法被放弃了。与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合作，Homer Hoyt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展并使用了一种对当地住房市场需求进行预测的经济基础方法，他的教科书，Principle of Urban Real Estate的出版使他的技术被广泛知晓。Richard B.Andrew 称之为第一次“对经济基础理论的完整阐述“。在对这部著作的影响评论中，Andrew继续到：”这一叙述包括了技术报告以外的大量材料“。例如，它正式介绍了基础就业与服务就业之间数量关系的想法。。。。Hoyt认为在以预测整个城市的未来为目标时，经济基础的想法可以用做分析城市的经济背景的工具。

在正文中，Weimer和Hoyt区分“城市增长”和“城市服务”行业，认为一个地区的潜在增长能力主要看这个地区城市增长工业的前景。他们提供了一个6步的过程来区分这些工业。使用相对容易获得的收入和就业数据，作者使用一种混合了区域商技术与指定（assignment）技术的方法来区分经济基础。指定技术与Sombart的方法基本一样，靠个人判断把特定区域的经济分为基础与非基础部分。另一方面，区域商技术用区域经济数据来进行区分。

区域商方法把一个地区特定行业的集聚程度与一个基准经济进行比较，一般都以该地区所在国家为基准。用地区中一个行业占整个地区的就业或收入的份额来衡量集聚程度，如果它超过了基准经济的集聚程度，这个就业或收入的超出部分被假设用来衡量区域的出口活动。例如，如果一个行业占了地区就业的6％，但在全国的经济中，只占2％，那么这个行业中2/3被称作基本部分。（如果地区中一个行业的活动少于国家水平，这个行业就是非基本部分。）这样进行区分只需要该地区与基准经济的就业或收入数据。

虽然Weimer和Hoyt不是最早提出用区域商和指定技术作为区分区域经济活动为基本非基本部分的非调查方法，但是他们的教科书使这一技术广泛传播。这些方法的可用性使当地的经济发展官员有可能使用经济基础模型来分析专门的城市和地方经济。在四十年代后期，这些技术被广泛了解，大量城市和州使用经济基础模型进行城市和区域的规划以及经济分析。

 

理论争论  在1950年以前，经济基础理论和它的方法技术被作为区域规划的首要工具建立起来。这理论被当作当地增长和区域发展的解释理所当然的被接受了。但是，在1950－1960年之间在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讨论直接转向了经济基础假设本身的可靠性方面。很遗憾的是在这整个十年之间只有几个经验检验。

 

  最早又最有力的对经济基础理论的评论是George Hildebrand和Arthur Mace(1950)在他们对洛杉矶大都市区的分析中提出来的。这个重要的贡献确认了这一理论模型所依据的经济基础范例，并进行了一个经验检验，提供证据证明了经济基础假设的可靠性，至少在短期预测中没有问题。

 

Hildebrand和Mace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把经济基础理论清晰明确的表述为一个可检验的行为假设。他们的结果表明短期内洛杉矶的基础就业与非基础就业之间的关系是统计显著的。对经济基础假设进行了第一次肯定。而且更进一步，作者在keynesian national income model 内进行的检验指出了经济基础模型的内在假设。

考虑熟悉的keynesian relationship

 

Y = C + I+ G+ ( X－M )                    （4）

 

总区域收入，Y，被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采购，G；还有出口减去进口，X－M。这个模型的简化形式可能包括更少的外在变量。这些变量中，出口只是其中一项。（其他的外在变量可能包括：消费总的自发部分，投资，政府采购，进口，以及当地消费、投资、进口的边际特性，还有当地和联邦的税收政策）。是这一套外在因素在理论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总收入水平，Y。

经济基础模型只注重这个关系中的一个特别方面，经济出口活动，X。（公式（1）中的E_B）。可以看作是公式（4）中general Keynesian model的一个特例。

有了这个解释，很清楚的，出口被认为是决定区域增长的唯一因素。其他与供给和需求相关的因素必须保持相对恒定或是出口活动的函数。虽然在短期内这可能是一个可信的假设，但在长期来看就很不可靠。Hildebrand和Mace清楚的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建议这一模型在一个较短时间尺度上预测区域经济趋势是最合适的。此外，他们列出其它一些他们认为发展一个更复杂的区域发展模型应该考虑的变量：人口水平和区域间人口迁移模式，区域资本投资水平和每年的流量，州和当地的税收政策，运输到外部市场的运输成本变化。尽管有这些保留事项，Hildebrand 和Mace提供了对基于可用的额外数据和十年尺度的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这类研究的相当有鼓励的评估。

遗憾的是Hildebrand和Mace的研究并没有被广大的传播。Hildebrand和Mace是对经济基础文献作出贡献的最早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者这些对经济基础范例研究的主体所不经常看的杂志上。因此，不仅没有对经济研究起重要作用，而且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使很多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者注意到他们的一些见解，但这些贡献花了接近10年的时间才被发现。

绝大部分20世纪50年代对经济基础理论的讨论是在地理学家和规划的文献中进行的。这次讨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Andrew在1953到1956年写的一些列共9篇文章。这些文章对用于分析城市和区域的经济活动的经济基础理论和方法提供了仔细的说明。作者说他的目的是探究和评估整个概念。“我们已经把这一套想法使用了太多的时间，但是这些概念除了潜在的概念性缺失和应用困难以外，看起来是正确的，而且接受的太容易了。”他写道，需要“对现在接受的经济基础理论的现实性和用处的问题进行更基础的思考”。

虽然Andrew对经济基础模式的评估是有些批评的，他显然对于它的内在可靠性和可用性是支持的。他确认有很多方法可以提高在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中的作用，而不是放弃它。他的推荐包括：花更多的努力在基本工业的分辨和测量，提高区域数据的收集，修正经济基础概念的使用方式。

尽管Andrew对经济基础研究现状的批评在1950之前，令人吃惊的是他没有提到这个研究的最基本的缺点：缺乏对潜在假设的经验证实。Krikelas确认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5个对假设的检验。有3份研究，包括Hildebrand和Mace的在内，支持经济基础假设的可靠性，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而有2份证据是反面的。10年的研究提供的决定这个模型中心假设的证据很不充分。

实际上，50年代的讨论中绝大部分与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有关，而不是检验。Hans blumenfeld(1955)对于经济基础模型只把出口活动作为区域增长的源泉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他同意这个模型在解释小的且专门化的小经济是很好的。同时，他也认为这个模型用来解释复杂的城市经济的增长是不足的。Bulumenfeld也对用这一模型导出的政策表示批评：这些政策不顾其它合理的选择，只支持现有的出口工业。例如可以培养、建立和发展那些可以与进口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行业。

Charles.M.Tiebout 和Douglass C.North（1956a，1956b）对经济基础模型进行短期与长期应用的对比研究。Tiebout清晰地认识到经济基础模型的（Keynesian roots）凯恩斯根源，支持Hildebrand和Macede 论点：经济基础模型最合适用在短期经济分析。

他还认为这个模型把非基础工业对当地的增长和发展都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不能发展当地的活动，那么发展出口活动的成本将是高的难以承受的。

但是，North 反对把经济基础模型描述为需求导向的Keynesian模型的应用。他认为一个地区长期增长能力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它从区域外吸收资本和劳动力的能力。这种增强的供给流随后带来这个地区从事的高水平的出口活动提供的获利机会。North观察到，历史上“对导到劳动力和资本流入的美国市场来说，一般都是制造业的机会。重要之处是在现存市场中生产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经济机会的拉动力是决定地区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North提出的经济基础模型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地区地出口基础地性质和增长潜能，供给因素地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在这一时期和之后地绝大部分经济基础模型仍是严格地需求导向地。这个需求导向模型也是Tiebout提出地反对之一。结果是，虽然Tiebout 和North发现他们对这个模型作为区域长期增长理论的可靠性的意见相左，但他们最终都同意供给因素应该加到模型中，使它更适于进行长期的区域经济分析。

此外，这一时期投入－产出模型的发展使人们开始怀疑经济基础模型技术的充分性。在1950年之前，经济基础模型是分析期望的经济活动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首选工具。但是在50年代前半期，由Wassily W.Leotief发展的投入－产出模型技术被用于进行经济活动的影响分开，例如建造一个特种钢制造厂和邮购目录设备。简单的经济基础模型却不能区分出来。有了这个限制，许多城市规划者开始提倡用投入－产出技术来预测区域经济活动的变化。

1950年的讨论还注重几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John M.Mattila 和Wibur R. Thompson（1955）还有Charles L. leven (1956)的论文考虑了用区域商技术区分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工业的充分性。除了建议时的传统的经济基础概念进行特定的改进，Mattila 和Thompson得出结论“如果仔细使用，这个超出部分的工人的指标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的形式都证明在区域经济基础研究中是很有用的工具。”但leven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个技术的缺陷使它在对一个地区基本活动的定量测定方面没有用处。”

计算区域商时怎样正确地测量也被讨论了。因为就业数据比工资或收入数据更容易得到，这个时期大部分的经济基础研究都用就业来分辨区域出口活动。但是这种量度方法有些严重的缺陷。除了把兼职和全职工作给予同样的比重，没有对不同行业的生产率和工资差异做足够的调整之外，就业数据还不能测量转移支付和其它不劳而获的收入（例如，利息收入、租金、利润）的影响。

认识到使用就业数据来辨别一个地区的经济基础的这些缺陷，Andrews(1954),Leven(1956)和Tiebout(1956)都建议采用其它测量区域经济活动的手段。Andrew 和Tiebout提议使用这个地区居民得到的收入，而Leven认为用“增加值来度量”。但是收入和增加值数据不仅有很长的延迟，而且很难得到，尤其是在一些州一下的层次。

在60年代初进行区域经济研究的专业人员关于在经济基础范例内进行研究可以分成3个阵营。第一类，认为对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分析来说，经济基础模型是一个合理的框架。第二类，怀疑它的有效性，寻找经验证据来驳倒这个模型。第三类，否认它的可靠性，转向其它区域经济分析方法的研究。虽然50年代主要进行的是理论层次的讨论，但在1960-1985之间则充斥了各种关于经济基础模型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的检验检验。

检验讨论：在1960-1985之间有关于经济基础模型的大量论文和几本出版的书。虽然经济基础模型的经验比例关系被认为是50年代之后专业人员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但只有1/4的稿件中讲它。

为了提供对这个时期大量文献大额一些看法，Krikelas(1991)发展了一种分类法。列出的6个目录代表了这个时期经济基础文献的6个方面：

（1）      区分经济出口活动

（2）      测定（Calibration）研究

（3）      这个基本模型的扩展

（4）      案例研究

（5）      理论著作

（6）      经济基础假设

虽然对每一个子目录进行彻底地讨论找出了这篇文章的范围。但是对每个子目录的总结仍能有一些见解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大部分的研究（目录（1）-（4）），都假定（至少暗示）经济基础假设的可靠性。

1）  区分经济出口活动。使用经济基础模型时，研究者面对的最有争论的问题就是区域出口活动的区分。大量注意力被放在发展非调查技术上，在这一时期有17份研究是创造新的非调查方法和改进旧的方法。Edward L. Ullman 与Michael P. Dacay(1960)和Vijay K Mathur 与Harvery S. Rosen(1974)介绍了两种全新的非调查技术来区分区域出口活动，其他研究者还对区域商法和主观区分法（assignment method）进行了改进。Andrew M.Isserman(1980)提供了对这一时期发展的杰出的调查工作，包括了对每种方法的评价。

2）  测定研究。测定研究就是设计来对有潜力的非调查区分技术的充分性进行检验的研究。研究者把非调查方法得到的估计值与基准的区域出口统计或调查数据进行比较，或者简单地把几个非调查技术的结果进行比较。在1960-1985之间还有17份研究可以被归到测定研究，Isserman提供了这种调查的总结（与上一段中为同一篇文章），结论是：虽然对非调查技术的发展与改进是实实在在的，但是状况很差。

3）  这个模型的扩展。这一时期至少对简单的经济基础模型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扩展。第一点，基本经济活动以外的变量被加入模型去研究它们所在的区域增长中的作用。Stanislaw Czamanski(1965)是第一个这样的研究，加入了变量：人口。Paul E.Polzin（1977）设计了一个模型来捕捉当地劳动力供给条件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影响。Ron E.Shaffer（1983）和Shahin Shahidsalass, William aillis, Shaffer(1983)包括进去了测量人口和地理因素的变量。虽然这些作者发现额外加入的这些变量对区域增长很重要，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第二点革新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把基本经济活动分解成几个部分，例如，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政府。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表明区域经济活动中不同出口行业的变化可能导致区域经济活动不同的变化，这一认识起了促进作用。Steven J.Weiss 和Edwin C.Gooding(1968)提供了多部门经济基础模型的第一个例子。他们的工作以后被不断重复和扩展。但是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大量的多部门经济基础模型的结果，但是能够对乘数进行估计的部门的最大个数却受到可用多时间序列的限制。一般都少于10个。结果是没有一个经济基础模型能达到一般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行业的分解水平。

（4）案例研究。在绝大部分例子里，这些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计算多部门各经济基础乘数来说明考虑的这些部门的重要影响。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区域增长过程中制造业的作用。后期的研究表明在区域增长中贸易和服务部门也有重要作用。

（5）理论著作。这一时期的几个贡献单单发展经济基础模式的理论基础。Edwin F. Terry(1965)清晰地导出了经济基础模型与Keynessian(凯恩斯)模型的联系。John Mutti(1981)证明了经济基础模型与国际贸易模型的紧密关系。最后，Mayer 和Saul Pleeter(1975),还有F.J.B.Stillwell和B.D.Boatwright(1971)发展的经济基础理论模型证明辨别出口工业的区域商方法和最小需求方法能够由经济基础理论导出，并且是一致的。尽管这些和其它没提到的研究宣布了经济基础模型和其方法技术的理论基础，他们没有提供对这个理论的中心的假设的经验证据。

（6）      经济基础假设的检验。在考虑这一时期研究的经验结果时，重要的是要分开对经济基础假设的动态和静态检验。虽然经济基础模式一般用来分析动态区域事件，绝大部分这个模型的表述在本质上都是静态的，就像方程（1）－（4）。这一点首先由Charles E.Ferguson(1960)指了出来。之后，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就是对经济基础动态属性的清晰考虑。研究者开始用时间序列模型和其它计量经济学技术来分析经济基础模型在短期与长期的应用能力，并且发展实用的区域预测模型。

然而，绝大多数这些研究都是在明显的静态模型表述上进行的预测。即使有一些表面上试图抓住经济基础模型的动态特性的研究也不很成功。虽然经济基础模型研究的用处在于它可以用来分析动态经济事件，但遗憾，并且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用这种方式进行探索的经验研究。

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文献时，Krikelas(1991)检查了23个对经济基础假设进行检验的研究结果。11个是静态检验。其中6个静态检验和7个动态检验，结果与经济基础假设一致。许多动态的假设检验都被进一步设计来探讨经济基础假设在短期与长期中的可靠性问题。只有4份研究，Harold J.Moudy 和Frank W. Pauffeo(1970),Curtis Braschles(1972),Boaschler和John A.Kuehn(1975)和James E.Mcnulty(1977)提供了一些表面的证据支持经济基础理论作为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

但是正像Shelby D.Gerking 和Isserman(1981)指出的，这4份研究中有三份只是检验了同一时期的基本和非基本活动的关系，而不是作者所宣称的长期的关系。他们还进一步得出结论：Moody 和Puffer(1970)基于正确描述的动态模型的结果可能使作者选择Bifurcation Methodology，而不是存在基本与非基本就业之间的长期的经济关系。虽然很少一部分检验结果支持经济基础假设至少在短期中是可靠的，但是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模型也能在长期中起作用。

在1985之前，大多数肯定的和正面的评论及经济基础模型在对整个经济活动相对短期的预测中表现最好。50多年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实在的证据支持这个模型作为地区增长的长期理论，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政策制定者一般对长期问题更感兴趣。很显然经济基础模型缺少一些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决定因素，因而不能被用来进行长期的计划和政策分析。这些？导致Richardson（之前引用过）号召埋葬经济基础模型的原因。

讨论的第三阶段 尽管有Richardson的激烈警告，在经济基础模型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仍在继续着，最近，认识到一些用于宏观经济学时间序列的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技术可以用在经济基础模型，这项研究开始复活。尤其是，证实了经济基础模型的基本特征能在基本和非基本经济活动的双变量向量自回归(VAR)中得到。一旦被详细说明后，这样的VAR能用于这些年发展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检验和分析过程。Granger因果检验就能被系统地陈述来检验经济基础假设的可靠性。刺激－反馈函数（一个变量对其它变量不能预测的突然增长所做出的反应）能够被导出，并且作为动态基础乘数给出一个自然的解释。预测的竞争能用来评估竞争的模型提高现有预测的精度的状况。最后，co-integration检验能用于评估基本与非基本活动是否有长期中的关系。

使用这些技术，lesage和Reed(1989)和lesage(1990)发现了支持经济基础模型假设的经验证据。lesage和Reed报告说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一般与经济基础建设是一致的，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更进一步，作者用他们的VAR模型表达式去推导刺激－反馈函数，用来描述Ohio8个大都市统计区的基本就业与非基本就业的动态关系。这个计算出来的乘数的合理的性质使作者认为这一方法为进行区域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希望。Lesage(1990)报告说co-intergration检验的结果表明在这些大都市统计区中有几个的基本与非基本就业存在着长期经济关系。这个研究的综合结果似乎表明这样的经验工作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成效的。

Lesage和Reed(1989)和Lesage(1990)的研究被大量文献所引用。例如，David S.Kraybill和Jeffrey Dorfman用这种方法评估了乔治亚洲的3部门模型，这些和其它最近的文献代表了经济基础模型的讨论经如第3阶段。中心问题是从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文献中借用的新技术能否复兴经济基础模型。

作者以威斯康星州的模型为例，重复和扩展了这一研究，对奸计基础假设进行了广泛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检验（1991 Krikelas）.由大量两部门和多部门的模型得到的结果表明这些新技术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经济基础模型在长期预测和计划领域的复兴。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怎样正确地预测一个地区的出口活动，这一基本问题仍没有解决。虽然Lesage 和reed(1989)说他们的动态区域高技术“提供了对当地就业的更精确的分解，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Krikelas(1991)确认Isserman和其它几个人得到的结果，他们认为区域商技术倾向于低估区域的出口活动，从而导致估计的出口基础乘数有一个向上的偏差。

其次，为了估计从双变量Var中得到的乘数的稳定性，krikelas用大量的可替代样本分离技术（alternative sample separation techniques）产生的数据来计算刺激－反馈函数。这个实验表明在把已有数据分为基本和非基本的方法有一小点变化，就能导致乘数的很大变化。这些结果导致对于双变量经济基础VAR导出的动态乘数即使在短期区域影响分析中的用处也是令人怀疑的。

最后，Krikelas（1991）探索了从多部门VAR模型中导出各种乘数的可能性，结果发现了同样的困难。随着包含入VAR中的部门数量的上升，建立推导出乘数估计值所需要的区分条件也变得反复无常。这使人对这样导出的乘数的可信性表示怀疑。结果是，各部门乘数估计值的显著差异所包含的政策暗示也值得怀疑。

更重要的是，krikelas断言lesage和reed所使用的新技术不能扩展经济基础模式制注重区域增长方程中的需求方面的状况。过去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能把供给因素和限制考虑在内的经济基础模型不如包括了这些关系的其它模型，。对于不作短期预测的模型，劳动力迁移状况，区域间资本流动，州和本地的税收政策都对区域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虽然双变量经济基础VAR可以扩展，如入重要的供给方面的变量，但这样可能没有意义，因为其它问题依旧存在。最近试图复兴经济基础模型的努力似乎是失败了。

考虑到有几个作者提出支持经济基础假设的可靠性的经验证据，对这一模型的第3论讨论正在进行。对这些新动态经济基础模型的支持者的想法的检查表明他们显然不清楚他们之前的文献看法。这篇文章可以使他们了解经济基础模型的严重限制，使第3论讨论能尽快了结。

 

 

 

评论：

 

最近这些年，经济基础研究的论文发表的很少，可能是很多人认识到经济基础模型强调的出口只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些因素之一。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型一般都是把经济增长的源泉设为内生的。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模型只能用于短期的经济预测，对于中长期的预测，它的基本假设是值得怀疑的。此外，在小的的地区，尤其是城市，应用经济基础模型比较合适。对于大的区域，例如国家，就不太合适了，在很多国家中进出口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甚至可以说是自给自足的，例如在中国，进出口的比率仍是很低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应该是一些内生的因素，例如储蓄，科技，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等）。

 

经济基础模型在规划领域，仍广泛应用。是最主要的工具。

实际上，从最早发表的论文，最早的专著，发表论文的主要杂志来看，实际上都是搞规划的人，而不是地理学家或是经济学家。对于规划者来说，可能经济基础模型已经够用了；而对于地理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经济基础模型只是投入产出模型的一个极端简化的特例，研究投入产出模型更有意义。其需要数据少，可以说是一个有用的经济工具，而不是完善的经济理论。

 

经济基础理论仍有较强的寿命。

经济基础理论要彻底死亡是很困难的，因为大多数的县，镇政府在进行规划时都用经济基础模型，对于他们来说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所需要的数据搜集的工作量是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在美国，即使在州一级行政单位中，编制投入产出表的也不是很多（例如华盛顿州，等），大多数都是根据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来推导当地的本地表。而对于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有着完整时间序列的详细的小单位的经济数据，没有人会轻易放弃的（很合适用来做自下而上的聚类分析）。必然有人会继续对经济基础模型进行研究，或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利用这些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