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技术和内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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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技术和内生经济增长

 

 

刘明兴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陶然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章  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一、 导言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欲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能够以最低廉的成本来获取技术的进步。但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均对该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和学说。 

较早在此方面进行理论尝试的是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其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Solow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的积累，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二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多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但要积累资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剩余，有限的资源必须投入到利润率最高的部门中去，而现代的工业化部门“显然”要比传统的初级产品部门更能胜任此项任务。于是，诸如“大推进理论”或“中心－外围理论”等形形色色的学说，都把迅速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关键。不容置疑的是，这些学说一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对许多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广泛地影响。但是为了提升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先发展，结果却均未取得显著的效果，这又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逐步丧失了吸引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已经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80年代中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放弃了简单的要素积累论或者产业结构决定论，而代之以研究为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技术条件，以及技术进步所可能的机制，这无疑再次对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否真正使发展经济学摆脱了以往的困境？实际上，自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思路在文献中已经受到多方面的置疑，而制度变迁等因素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制度、技术结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至今缺少一个完整的框架。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现有文献进行一个简单的讨论，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进而对将来的理论进展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二、新增长理论的脉络

一个经济系统要产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要克服回报递减，实现要素回报的递增。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经济系统要想能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动机（ENGINE），如何定义这样一个发动机以及维持其运转所需的成本，是大量的增长模型的研究核心所在。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更使得在此方面的研究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需要一种怎样的内生机制方能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呢？按照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将新经济增长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大致上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和需求外溢模型，代表性的论文如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a，b）；第二类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作为对Arrow（1962）的贡献的继承，此类讨论多集中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之中，如Young（1991）；第三类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此类模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讲又可以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是Romer（1986，1990）的工作，强调生产要素外溢效应；二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三是垄断竞争与R&D理论，如Grossman 和Helpman(1991)横向创新模型（Horizontal 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纵向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

如果围绕着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理解，则上述三类观点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需求外溢模型显然与早年的大推进理论，或唯资本积累主义的发展观相类似，因为在私人投资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引致投资需求迅速上升，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借助政府的行为，但这终究不是长期技术进步的源泉。新“大推进”理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是所谓生产集合的“非凸性”问题或者“门槛”效应（Azariadis和Drazen，1990），即当初始条件低于某一临界值时，经济增长会陷入到一个低水平的均衡之中。政府干预和需求外溢的作用在于使得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从而摆脱贫困的陷阱。但是，需求外溢模型缺少必要的实证基础，也难以解释大推进政策在许多国家的失败。内生的技术进步与回报递增模型虽然给出了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是否真得依赖于独立的科技研究或教育呢？至少在经验上并非如此。落后经济中的企业所采取的生产技术，大多是比较成熟的，基本上不需要很多的独立开发和复杂的员工培训。由于这些企业并不处于其所在行业的国际技术前沿之上，因而产品的换代升级也靠的是对发达国家的模仿，通过学习来分享国际的技术外溢与科技资本投资或人力资本投资相比，无疑是一种成本最低廉的方式。 

如果该经验判断正确的话，最为贴近经济发展现实的内生增长理论应当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1]。不过，强调学习效应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在理论上并不直接意味着对外贸易的重要性。生产中的边干边学效应（Arrow，1962）侧重于自身经验的积累，或者说技术与知识的累积既可以通过以往的生产经验，又可以通过外部的学习来进行。Bardhan（1970）认为，由于产业的成长中存在自身知识积累的规模经济，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旦过早放开国际竞争，幼稚产业就难以迅速实现边干边学所带来的规模收益，国民经济将会持久地陷入初级产品的生产。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政府为本国的幼稚产业提供保护。Bardhan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到内生增长模型，许多学者均认为有这样一种可能，即经济开放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

不过，Bardhan的理论逻辑也不尽全面，对于一个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工业的发展即使可以从自身的积累中提高技术水平，但却必然丧失了从进出口的活动中向国外学习的机会，这两种相反作用的效应在长期内的影响究竟孰优孰劣呢？何况，从长期来看出口部门的自身积累未见得就比进口替代部门慢。类似这种分歧，引起了新增长理论及其实证分析上诸多争论。

   

三、技术学习与增长收敛

经典的新古典模型中，国际贸易对于资源配置只能引起水平效应，而不会有增长效应。近年来，贸易与增长理论的发展开始强调国际贸易在技术的扩散和外溢方面所起到的影响[2]。在一个经典的技术扩散模型中，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赖于它对发达国家拥有的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贸易开放到底是否会引起各国经济水平之间的收敛呢？实际上，在承认贸易的技术外溢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一直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Grossman和Helpman（Chapter9, 1991）考察了贸易可能影响长期的创新和增长的多种渠道，在他们的模仿-创新模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缺口始终是存在的[3]，Stokey（1991）、Young（1991）的论文均认为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是有损害作用的。或者，贸易开放只会强化落后经济系统中原有的比较优势，使之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Matsuyama，1992）。在Young(1991)的模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以强化不发达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代价的。虽然此类观点都承认贸易在技术外溢中的作用，但外溢的实际效果却受到了怀疑。

不过，在大量的对于跨国样本的实证估计中，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地正相关[4]。Kornai（1992）和Sachs（1995）表明，类似进口替代这样的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会在开始的10-20年内，对少数产业部门的发展起到较快地推动作用，但这些部门的发展很快就陷入了低效率的困境。Dollar（1992）、Ben-David（1993，1998a，1998b）、Frankel和Romer（1999）等人的实证分析均表明各国的开放程度和人均收入的国际收敛正相关。从这一意义上出发，幼稚产业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会成长得更快。Coe 和Helpman（1995，1997）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

另外，技术扩散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为了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人们会向世界上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看齐。而进口高技术的商品或者直接购买技术和相应设备则是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方式。De Long和Summers(1991,1992,1993)证明设备投资和长期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Jones（1994）和Lee（1995）则强调设备进口对增长率的正向刺激作用。之所以在实证上存在这样的关系，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认为在大量的技术进步是隐含在资本投资中。

基于这些实证发现，许多增长模型对开放贸易开始持乐观态度。Long和Wong（1997）提出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和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中的互补品，因此国际贸易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个从其它国家学习的渠道，而物质资本的积累不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的结果。Chuang(1998)假定进出口都可以引致的技术学习，并建立了一个两国的追赶模型，以表明学习和技术外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使各国之间的经济收敛。Ben-David和Loewy（1998）也持类似的看法。Dodzin和Vamvakids（1999）的模型给出了从进口机器设备中学习新技术，并由此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他们同时利用跨国的数据，证明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贸易的开放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Hendricks(2000)认为劳动力的技能和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之间是互补的。使用代表新技术水平的资本品，是工人提高自身技能的一个主要途径。设备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扭曲性的贸易政策，限制资本品的进口和过高的设备价格将抑制技术进步。其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过程由learning by doing 改为了 learning by using（对learning by trading的具体化）。

 

四、技术学习与政策干预

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内生增长理论在对待政府干预作用的态度上是模棱两可的。譬如，进出口在技术外溢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何不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对于“悲观主义”的论调而言，倘若自由贸易会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位，那么如何解释以外向型发展为特征的东亚奇迹呢？立足于此，就产生了所谓“动态比较优势理论”(Redding，1999)。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某个产业的发展虽然现阶段并不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但只要通过政策保护予以支持，那么等到该产业成长到一定规模时，反而符合未来的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干预，特别是策略性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促进作用。Redding以韩国为例，认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干预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但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说明类似做法的后果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却恰恰相反。

同样，对于持乐观态度的，强调进口竞争，或出口导向，或同时强调进出口在技术进步中作用的贸易与内生增长模型，在促进增长方面的政策含义也各不相同。强调出口的经济模型，一般都暗含认为，人为推行鼓励出口和提高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的发展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强调进口的经济模型[5]，如Hendricks，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使用最新的技术是因为劳动力不能适应其资本品的技术特性。由此，遵循比较优势只能抑制技术进步。

具体到政策层面上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仍然很多。这些分歧在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Krueger（1993）和Hughes（1992）认为贸易开放对东亚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在于限制保护，以使激励中性化。Amsden（1989）和Wade（1990）则强调贸易政策的干预作用，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3）的报告中，出口和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受到进一步地重视，特别是出口在技术扩散中所处的地位。同时，该报告并不倡导单纯追求出口增长的政策。Lawrence和Weinstein(1999)的论文认为出口比重和一个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出口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增长并不重要，降低关税壁垒和鼓励进口才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内经济真正融入国际竞争，使本国企业有动力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本国的产品才有国际竞争力。

Rodriguez和Rodrik(2000)对“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全面置疑，指出许多衡量贸易壁垒的指标与其它导致经济运行不佳的因素高度相关，而用于将开放和增长联系的方式也有严重的缺陷。所以，他们建议不要再试图去改善衡量指标，而应该对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不同的国家作区别研究：例如大国和小国、高收入个和低收入国、对初级产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对制成品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等。对贸易和增长问题的跨国研究的不完善使针对一国的研究变得有意义，因为在一国内开放指标的统一难度和误差要大大低于多国的统计指标。例如，八十年代的中国实现了高速的增长，但贸易壁垒却广泛存在。与此同时，拉美国家实施了贸易自由化，但其结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总之，贸易与内生增长理论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涵义是模糊不清的。

 

五、技术选择的适宜性与技术学习的成本

无疑，技术的扩散和学习在经济发展中有着很关键的作用。几乎大多数的论文都承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非对称的技术外溢，但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变得日益贫困了呢？为什么同是支持贸易的学习效应的模型，却有如此不同的政策内涵呢？所以，技术外溢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客观的约束条件。关键在于主流内生增长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但却忽略了技术结构的选择对经济系统的内生性。许多模型单纯强调技术外溢，而忽视了模仿的成本，或者说忽视了模仿成本的内生性。比如，在两国的追赶模型中，普遍采用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来定义生产的技术结构，生产函数中只包含劳动投入和劳动产出系数，而劳动生产率是外生于经济系统的。这样，如果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技术外溢所决定，那么人为提升技术水平的做法就会增进整个经济系统的福利。但是，倘若简单地把某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则又如何看待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常不惜代价地鼓励出口的做法呢？换一个角度讲，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呢？这些疑问说明，整个强调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的理论文献均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技术扩散或者学习的途径之上，但却忽视了技术学习与使用的成本，而后者却恰恰是问题的关键。

要理解技术学习的成本，就需要首先明确技术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关系。关于厂商的技术结构选择及其要素投入结构的相关关系在增长理论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引起注意。Atkinson和Stiglitz（1969）首次提出了所谓“适宜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问题，他们将之具体表述为“Localized learning by doing”,即厂商的边干边学要受到其特定的投入要素组合的制约。Diwan和Rodrick（1991）重新在一个南北贸易模型中强调了适宜技术的重要性。Caselli和Coleman（2000）估计了世界各国的技术前沿，并认为通常的跨国增长分析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TFP差异，是由于禀赋结构的差异（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以致采取了不同的技术结构所引起的。

不过，内生增长理论中强调适宜技术选择的模型和其它技术扩散模型一样，其政策涵义也是模糊不清的，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把类似约束作为增长发散的重要原因。Basu和Weil（1998）把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的相互制约关系作为了技术外溢过程的成本，并在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中讨论了当中性的技术进步因子与人均资本呈现指数函数关系时，落后经济对先进经济的追赶情况。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技术学习的速度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限止，那么政府对本国储蓄率的干预将有利于经济增长。Acemoglu和Zilibotti（1999）同样认为“适宜技术”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但他们将劳动力的技能高低作为一国的关键禀赋，且得出了适宜技术阻碍增长收敛的结论。因为发达国家所能够提供的技术大多都是由熟练劳动力发明和使用的，这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的现实状况不符，所以要摆脱这种局面就需要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该结论与Lucas（1993）十分近似。但是，Acemoglu和Zilibotti的理论假定存在不切实际之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利用在发达国家技术前沿之内的技术项目，以尽量使自身的禀赋结构能够满足需要。

为什么强调技术选择适宜性的理论模型或者思想学说，仍然无法解决技术扩散分析中关于政府干预作用的疑难呢？换个角度讲，政策干预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但与此同时受到政策支持的行业往往技术进步较快，由此而产生的投资回报和社会成本之间究竟孰高孰低呢？适宜性技术选择理论虽然强调了选择一定的技术结构，就必须有一定的要素投入结构作为保证，但却没有说明如果厂商的要素投入结构背离了本地经济的禀赋结构，究竟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这样，该理论也就无法准确地理解技术学习的成本。从这个角度上讲，既有的学说对于揭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问题尚且远远不足。

 

七、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

经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数量由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决定，而这种专业化分工背后的理论机制是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报酬递增(Simon J. Evenett和Wolfgang Keller, 1998, p7)。作为经典的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静态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模式提出了很好的解释[6]。基于经典的贸易理论，部分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开始强调遵循比较优势的作用。Balassa(1978)分析了制造业产品在资金和人力资本积累后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其估计结果证明国家间的出口结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资金和人力资本禀赋差异决定。Balassa忠告发展中国家，扭曲资源优势的发展会额外增加发展经济的成本。以一个发展国中国家劳动力工资是美国工人工资的三分之一、资金成本高出美国40%的情况比较，生产同样的资金密集型产品，其总成本要比美国高出15%-32%，而生产同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总成本却比美国低38%-52%。Schumacher（1973）也强调了贫困国家的政府就资本密集型技术作用的错误认识（因为类似这样技术的实施需要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并指出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积极意义[7]。

林毅夫、蔡昉、李周及其他合作者（1994，1999，2001）基于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实施发展模式和战略转型的若干经验教训，通过对大量历史证据的归纳，对上述看法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并利用该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按照他们的研究思路，技术学习成本可以分成两部分：购置的成本和应用的成本。其中，技术购置成本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而应用成本则主要受到本国禀赋结构的影响。[8] 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投入结构,即一项技术的实施，需要通过相应的要素投入结构（包含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来加以实现，而投入品的相对价格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极小化应用成本是选择适宜技术结构的关键，其基本原则在于保持技术结构和禀赋结构之间的一致性。

具体讲，贸易作为一种技术学习的重要渠道是勿庸置疑的，但我们必须明确厂商进行技术学习的成本和收益。技术并不是学得越多越好，而是能够学以致用。成本极小化的规则，要求其则选择技术结构的同时必须参照本地的要素投入价格，这样就在产品价格和成本结构之间形成了一个均衡，即技术升级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出口增长、利润提升和经济增长之间达到最优目标。从外贸占GDP规模的角度上讲，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当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就随之增加，从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相应上升。而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劣势，所以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减少，对其的进口需求增加。这样，如果按照禀赋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国际贸易规模就成为了一个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的相对偏离越小，企业就更趋向于发挥禀赋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从而其产出具有更大的国际竞争力，出口就会持续增加。同时，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出会减少，对进口该类产品的需求增加，且有竞争力的出口带来了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地区有能力实现这种进口[9]。

总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降低技术开发的成本，就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但采取的技术结构应按照本国的比较优势，对比较优势的偏离程度越大，学习的成本就越高。何况，对国内产业的保护限制了进口竞争，从而使企业进行技术学习的渠道和动力均受到了削弱。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比较优势的发挥将使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因此，资本将由相对稀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资本的价格将由相对昂贵逐渐变成相对便宜。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就要根据相对价格信号的变化，调整产业和技术结构，由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因此，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提升禀赋结构，而不是技术结构。如果将贸易当成了经济发展的目的，而通过各种贸易政策来人为提升贸易规模的做法，从长远来看都是有害的。

 

七、技术结构的选择与制度结构的内生性

如前文所论，由于新增长理论对于政府干预和发展中国家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因此难以明确认识政府干预的实际作用机制。实际上，尽管许多内生增长模型从加速技术学习和技术进步的角度，给予了政府干预政策一定的正面评价，但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却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寻租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经济学文献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及政府干预的经济后果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解释。其中较能取得共识的是，在经验上验证经济管制政策对于发展的影响，即管制到底是“掠夺之手”还是“辅助之手”（helping-hand or grabbing-hand）。例如，Shleifer等（2002）所发表的“进入管制”一文，以及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等。经验检验表明多数管制措施属于前者。

在这些讨论中，几乎所有的论文均没有正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什么需要采取一套异常复杂的干预措施？如果仅仅是为了加强“掠夺”的话，是否有必要把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都“管制”起来呢？要知道，随着管制措施的日益复杂，官僚体系必然迅速膨胀，政治利益冲突也会加剧，当权者以及某些利益集团从管制中所能得到的私人利益未见得是最优的。这就是说，在既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并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管制的制度结构”的成因。进而也就难以分析，政府究竟是怎样通过管制来对私人部门进行掠夺的，即各种管制措施实施的内部逻辑是什么？如果政府仅仅打算对私人部门进行掠夺的话，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在具体政策管制结构上具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即使就同一国家的管制结构而言，不同的管制措施之间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呢？从现有的政治经济理论出发，给定政府行为的内在缺陷，很难理解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和管制的复杂结构，以及所导致的制度结构和经济后果[10]。

林毅夫关于发展战略的论述，为这个迷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框架。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即，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林毅夫除了概括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进行经济管制的实际目的之外，还将管制的具体实施分成了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方面，这种所谓“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就是传统赶超战略的产物[11]。

发展战略说的贡献在于说明，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如果禀赋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演进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系的话，则要人为地违背这种关系，就必须对制度结构进行一定的扭曲。当技术结构背离禀赋结构时，制度结构实际上是内生的。没有一套特定的制度结构做保证，这种扭曲性的技术结构就无法维持下去[12]。同样要使得扭曲的技术结构回复到与禀赋结构相适合的状态，就必须要改变原有的制度结构。换言之，为了推行所谓赶超战略，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扭曲性干预，发展中国家整体制度结构的设计最终将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13]。

 

八、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

对于强调技术进步作用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个必须要提及的领域是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因为即使能够在理论上描述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但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经济，又如何判断其增长的效率的高低呢？一国的快速增长可能完全是通过单纯的要素积累所带来的，在转移动态的过程中增长会逐步放缓，并趋于停滞。只有依靠技术进步所驱动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实证分析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此点呢？

从研究的实际进展上看，达到上述研究目的具有一定难度，因为传统的增长核算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众多的缺陷[14]，基本上落后于增长理论的发展。这里，我们将近年TFP分析结果中的一些令人迷惑之处概括为三方面：一个在近年引起轰动的例子是关于东亚奇迹的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东亚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到底是源于技术进步，还是源于资本积累。因为实证分析发现，东亚四小龙的TFP并不高，甚至比南亚许多贫困国家（如缅甸）还要低。 Chow（1993），Kim和Lau（1994,1996），Young（1992）认为东亚经济的成长仅仅源于要素数量的积累，迟早会因为回报递减而陷入停滞。Hiseh(1999)，Felipe和McCombie(1998)等学者则反对此类看法，他们强调TFP方法所测量的中性技术进步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如何考虑有偏的技术进步才是研究东亚问题的关键。

同样的疑难也出现在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核算分析之中，即美日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经验直觉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未放缓，尤其是信息技术。这就是说，八十和九十年代正值美国信息产业革命期间，为什么TFP的增长率反而放缓了呢？最后，在关于跨国制造业TFP增长收敛的分析中，发现TFP存在较快上升时，收入却不一定上升。以上三方面的悖论反应出，关于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中存在严重的缺陷，现有的研究方法必须从对技术进步的基本认识的角度进行改进。

美国TFP增长放缓的现象引起了宏观经济学的高度重视。目前较为公认的一个观点是强调，TFP方法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相左，是因为其在对生产要素的测量上使用了货币加总的办法，忽略了要素的异质性及其在质量方面的变化，从而无法衡量技术外溢的影响（Solow，1960；Greenwood，1997）。这样，就低估了实际的技术进步。比如，发达国家某一个设备制造部门的产品有所改进，那么利用此产品的该国的其他生产部门，或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部门均会从中受益。不过，类似于这样的技术进步是难以从传统的TFP方法中表现出来的。按照这种看法，生产率的提高等于中性的技术进步再加上隐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应当可以分解为“投入要素数量的增长率＋投入要素质量的增长率＋中性技术进步率(不可测度之要素的贡献率)”。显然，包含在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资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就越大。如何测量要素的质量是比较困难的，文献中更多的是测量劳动力的质量（人力资本），而忽视了资本的质量[15]。

如何正确评价正处于产业结构迅速升级的发展中经济呢？这里有两点很重要，那就是技术进步的有偏性（Berman，2000）和要素投入质量的提高（纯粹数量意义上的增长越来越不重要了）。如前文所论，进口先进的设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即隐含在引进的资本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16]。不过，隐含在资本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并非是任意的，学习本身是要支付成本的，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所选择的技术结构与禀赋结构的吻合程度。厂商可以通过引进更为先进的资本品来提高技术水平，不过技术结构的变化是与相应的要素密度正相关的。将技术进步或外溢直接与某些可为政府控制的内生变量相联系的新增长理论，会直接鼓励出口导向型的赶超，也会鼓励在R&D上的赶超，而忽略了技术进步的成本。就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而言，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在理论上应当是最为低廉的，进而增长过程本身也应当是可持续的。

对于遵循比较优势的经济，由于技术进步更多地隐含在引进的资本设备中，所以在TFP实证分析中，其中性的技术进步应当并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增长迅速的东亚，其TFP反而很低。相反，如果违背自身比较优势，单靠科研投资来提升技术结构，那么尽管TFP会较快上升，但是收入的增长却未见得会有相应提高。换言之，在实证分析中，TFP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之间不相匹配的原因会可能在于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当然，究竟如何准确测量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但无疑也是难度较大的一个环节，至少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是这样。

 

九、制度结构差异的深层根源

综上所述，内生增长理论在解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为此，我们简要地表述了赶超战略说，以进一步阐明制度、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这一理论逻辑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基本吻合的话，那么我们就还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好的政府（保护私人产权、减少干预）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放弃赶超战略，走上市场化的道路？一个好的或者坏的制度环境（综合各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是怎么形成的？

赶超战略说（Lin, 2001）对此做出了如下回答：多数发展中国家均存在选择赶超战略的倾向，但其所能够持续的时间主要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人均自然资源、人口规模和初始资金密度。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发展道路。由于某一类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规模是由其技术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必须要为所扶持的不具自生能力的产业提供一定规模的资金和产品市场的保护，政府对资源的动员能力在这里十分关键。一个经济能够在多久的时期持续推行赶超战略，通常取决于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这种能力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在低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得以延续的时间长短；第二是人口的规模。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平均每个人对低效率的发展战略所要承担的后果的程度。相对小的人口规模就无法维持长期的浪费；另外，初始的资金密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不过，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均较为贫困，所以前两个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会更显著一些。实际上，从上述假说出发，林毅夫很好地解释了前苏联、中国大陆以及拉美国家能够长时期地维持赶超战略，而类似中国台湾省等新兴工业化地区或国家却无法采用类似做法，自觉甚至不自觉地走向了遵循比较优势的道路。但是，上述理论的一个直接推论是，资源贫乏、人口稀少的小国不可能采取赶超战略，从而政府干预较少。但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小国比比皆是。这一点在非洲经济的发展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仅仅将赶超战略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17]，则一国的政治领导人是否会遵循此策略，还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社会环境。比如说，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本国经济，是否接受了别国的援助，等等。总之，此类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九十年代下半期以来，经济学也就制度绩效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如：1、法律和宗教传统的影响（Shleifer，1998；Barro, 2003）；2、地理环境与贸易（Sachs，2001）；3、地理环境与殖民主义传统（Acemoglu，2001a、b）[18]；4、国际环境与邻国的竞争、模仿（Mukand和Rodrick，2002）[19]；5、政治的竞争程度（Acemoglu，2002）[20]。一个最为人熟知的思想是所谓“地理决定论”，其强调贸易距离、气候和传染病对于长期经济绩效（如，农业生产率）的影响，Sachs的看法比较接近该思路。但其通常可以解释发展初期的绝对经济差距，但是不能完全解释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差距的相对变化。实际上，简单的地理决定论，在大多数实证文献中都受到置疑（Rodrick，2003）。因此，文献中的趋势开始讨论，地理因素的间接影响。比如，Acemoglu所强调的，地理对殖民主义和制度移植的影响，Mukand和Rodrik的看法也可以归入此类。简言之，地理因素要起到较大的影响（至少在短时期内）需要外来的冲击，而且要假定生产要素不能在地区间流动。

尽管文献中的现有说法均有一定道理，但都有一些不足之处，因为我们几乎可以对所有的说法举出反例。例如，法律传统说指出了法律传统（英、法）的起源和其在保护产权中的重要作用，但没有解释法律制度的国际移植到底遵循什么规则；地理位置和对外贸易说强调寒带国家的经济绩效优于热带国家，但这显然不适用于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地理位置和殖民主义说，认为那些环境气候宜人的地区，殖民者更愿意长期居住，而不是仅仅采取短期掠夺的做法，因此容易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那么，如何解释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在经济上落后于其它东亚国家呢？国际环境说同样也解释不了同是在东亚地区，为什么各国经济绩效差异仍然十分巨大。美国在韩国、菲律宾、日本、以及前南越均设有军事基地，而这些国家的经济绩效却差异巨大。

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理论侧重于寻找制度绩效的外生决定因素，而研究思路又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制度结构的既有特征入手，再加以和发展中国家对比。例如， Djankov等（2003）提出了新的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但是该框架也同样是基于法律传统以及法律实施机制的思路，并不是首先正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结构的基本事实，特别是禀赋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总之，制度、技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寻求制度结构和长期绩效差异的理论工作，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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