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网首页]   [博客首页]    
不惑斋

http://www.casted.org.cn/blog/?uid=10

个人档案

房汉廷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公告栏 登陆博客 栏目分类 全部日志 最新评论 博主评论 博主好友 博主收藏 博客成员 最近来访 论坛资料 统计数据
创建时间: 2008-07-03
最后更新时间: 2015-05-23
日志总数: 152
总点击量: 838898

 

 

日  志

从四个维度看国家创新基金的历史价值

作者:   分类: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     浏览:3023次   回复:2次  
发表时间:2009-05-10 23:42:01

 

从四个维度看国家创新基金的历史价值

房汉廷

 

1999年,在中国科技体制演进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不太引人注意日后却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一年,中国破天荒地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以下简称国家创新基金)。从国务院批准的职能看,该基金是“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且“通过拨款资助、贷款贴息和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扶持和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培育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

笔者有幸,2004年曾经受托对国家创新基金进行过五年的总结,在充分肯定成效的同时也提出了其未来五年的愿景与使命是技术发现、价值发现、价值培育和价值实现。如今又一个五年过去了,今天应该怎样评价国家创新基金的历史价值呢?

一、从“技术取向”到“财富取向”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命题。但是,科学技术在哪些层面以及哪些阶段可以成为生产力,以及这种生产力的具体表达形式是什么,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并不清晰。这些模糊认识体现在国家科技事项部署和科技投入安排上,就经常出现为科学发现而发现,为新技术、高技术而发明而发明,似乎科技工作就是不断地发现和发明,至于这些发现和发明能否为其投资者带来何种影响和利益并不在我们科技工作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因此,我们在相当长时间内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国家每年投入巨资资助大量研发项目,这些研发项目也的确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如专利、专有技术等),但很少见到这些新发明的技术对国家财富增长带来实质性贡献。

这就是中国科技体制长期的运行模式——一种与财富创造关联度很低的“技术至上”取向。实际上,这种研发投入与财富创造相背离的现象,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决策层以及科技决策部门已经关注到,只是苦无良策。1999年,一封海外来信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美籍华人萧镜如教授给时任总理朱基建议:中国可以考虑仿效美国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设立国家创新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这项建议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小企业是财富创造载体,二是小企业也是技术创新载体。两个载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就会形成技术的财富化效应。

于是,标志着中国国家创新基金设立的纲领性文件——国办发[1999]047号文《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暂行规定》(俗称47号文)出台。国家创新基金的设立,第一次明确了国家科技政策从单纯的“技术至上”取向过渡到“技术财富化”取向。事实也证明这一取向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截止2007年底,在已经完成审计验收的5892个统计项目中,创新基金共资助34.69亿元,资助后企业的销售收入已达到1472.58亿元,比资助前增长了6.08倍,上缴税金达到165.41亿元,比资助前增长了6.96倍。

二、从“抓大放小”到“抓小养大”

时间回溯到1998年——当时刚好是亚洲金融危机肆虐的时期。中国虽然没有像泰国、韩国那样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但危机对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在危机发生前,中国的主导企业政策是“抓大放小”,期望通过一系列产业整合形成若干经济“航空母舰”,其外部仿效对象就是韩国、泰国这些国家。危机发生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些大企业在危机中轰然倒塌(如韩国大宇集团),并由此引发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体陷入整体危机,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体(如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则表现出了相当强的抗风险能力,并最终安然度过金融危机。

上述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实际上,美国经济之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保持了强有力的竞争力,核心不在于它拥有通用、福特、辉瑞、微软等巨型企业,而在于它拥有巨型企业生产线。美国小企业局通过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小企业股权投资计划、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支持企业创业、创新,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美国大企业倒下去后并没有导致美国整体经济过大的损失。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国家创新基金快速诞生了,中国的企业政策也终于从“抓大放小”嬗变到“抓小养大”。世界本没有大企业,大企业多数都是由小企业发展而来的。以此观点考量,中国目前前五百强的企业,在20年前有3/4名不见经传。中国从“抓大放小”到“抓小养大”企业政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创新基金开始。这项政策的变化,催生了中国创新、创业的大行动,也为国民经济夯实了基础,使中国在席卷全球的2008年大危机中率先实现了回暖。

三、从“官本创新”到“民本创新”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2006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新时期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与以往的提法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科技规划强调科研院所和高校在技术开发中的作用,企业只是科研成果转化的载体。在06版的科技规划中,则明确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基础,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科研院所、高校是什么?是国家财政供养的“官本”技术研发体系;企业是什么?企业是从市场获取资源进行技术创新的 “民本”技术研发体系。

“官本创新”强调的是出身,用的资源是财政,买单的是政府;“民本创新”强调的是结果,用的资源是市场,买单的是客户。我们不能说“官本创新”是错的,但它确实存在很大局限,本质上是个分钱体制。“民本创新”的载体是企业,企业行为正确与否不取决于官员,也不取决于专家,而是取决于市场。只有那些被市场接受的创新成果,才是成功的。

中国从“官本”技术创新体系转变到“民本”技术创新体系,道路是曲折的,代价是巨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创新基金的工作是具有开创价值的。创新基金是第一个承认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国家科技计划,是第一个把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纳入到整个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来的国家科技计划。

四、从“精英独占”到“草根崛起”

认真阅读“47号文”,最深的感受是“精英”的淡化与“草根”的强化。

科研活动,在中国一直被“精英”化——无论是从事科研活动的人,还是相应的科研事项,几乎都要由全社会遴选出来的“精英”担纲。因此,我们每个科技计划都由一波精英科学家、工程师组成庞大的专家组,每个领域又分设数量不等的首席科学家。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精英”几乎“独占”了科研活动——科技计划由战略科学家提出,研发领域由一流科学家把持,选题由著名科学家提出,课题由科学家和科学家的学生来做,做出来(假定可以做出来)的成果由科学家评议。于是,我们每年都产生若干“国内领先”、“填补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而真实情况却是与国际水平距离的扩大。

是“精英”不努力?是“精英”水平不行?是“精英”有意“误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假设的正确性。我们的“精英”一天要开五个会,一周有三天在乘飞机的路上,一个月有十天在主持或参加各种评审活动,自己的课题只能交给学生去做,最后把自己的名字签署上就可以结题了。这样出来的成果还需要“产业化”吗?还能转化出“财富”吗?

其实,技术创新活动从来都不是“精英”的专利,真正的创新主力是分散在民间的“草根者”。“草根者”的创意来自市场,资金来自私人,成果验证再次回到市场。因此,千千万万的“草根者”才是真正的技术创新主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也表明:75%的专利、85%的新产品均来自“草根者”创办的民营企业。

国家创新基金是率先承认“草根者”创新地位的国际科技计划,是第一个直接面向“草根者”创新、创业的国家科技计划。正是因为国家创新基金,才加速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草根者”的崛起。据统计,2007年底中国已有4万多家科技型中小企请过国新基金,其中获得过资助的企业项目达到了11980项。

 


[评论人:朱磊] 评论时间:2009-05-31 16:13:59
国家创新基金更应该民生科技领域倾斜
[评论人:王小理] 评论时间:2009-07-14 22:26:01
2007年12月读到房老师的“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中的七大问题”一文的时候,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经过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科技创新与创新要素互动的一番认识后,今天回顾头来再看那篇文章,依然充满感激、充满回忆。

就“科技型中小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而言,有以下简单认识:

(1)科技创新基金回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在和未来都将功不可没。

从创新基金的提出历史来看,这是对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从生产力的外部变量进入内部要素的认识,对知识经济时代最活跃、最具创新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核心载体发展模式的把握。

(2)非常同意从“技术取向”到“价值导向”的转轨。创新的最终表现形式是新的价值产生,技术本身只是价值实现的一种载体。

要紧密围绕创新实现载体(而不仅仅是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殊要求,引导创新支撑要素予以紧密配合,才能实现从创新理念到创新成果或服务整个链条的顺畅无阻,实现创新价值的最终诞生。


(3)展望未来,创新基金的发展只是第一步。

创新基金在很大程度上靶向中小科技企业发展的起步期,但对于不同的科技类型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一些创新要素相互配合还不是非常完善,创新基金本身独木难支。这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各级从业者提炼问题,不断优化创新体系中的硬件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