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与国家利益(转)

一、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这是基于当今国际科技和经济发展态势而作出的重要论断。

　　早在198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就曾指出，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才有政治独立。也就是说，技术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1993年，克林顿政府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技术与国家利益》等系列报告，认为在过去50多年里，技术是为美国带来高附加值和可持续发展的“惟一的、最重要的因素”。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失落的十年”后，更加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当今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意义，明确提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旨在凭借强大的技术创新实力提升并强化国家竞争力。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垄断，从中牟取大量超额利润。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下，后发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利用技术优势掌握和控制事关全局利益的战略资源，也是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重要策略。比如，在空间领域，美国正在全面实施太空控制战略，俄罗斯、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也都进行了重点部署。在海洋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的“蓝色圈地运动”正在占海洋面积2/3的深海领域悄悄地展开，科技上的领先将会直接导致发达国家对海洋资源的占有。在生物领域，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生物资源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为“生命专利圈地”。几年前，一种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生大豆品种，其基因标记被国外一家研究机构申请了专利。这意味着我们今后有可能不得不面对“种中国豆，向外国人付钱”的被动局面。

　　创新能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1997年7月起于泰国的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给相关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有些国家甚至陷入社会、政治动荡。事实上，早在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曾发表一篇题为《亚洲经济之奇迹》的文章，对东南亚经济形势提出了警告，明确指出东南亚经济的高速成长不是建立在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扩张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一片繁荣，被学术界称之为“东亚奇迹”，许多人因此都对克鲁格曼的警告不以为然。不幸的是，仅仅三年之后危机就爆发了。我们研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他们的经济动力基本上都不是内生的，而是来自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包括资本依赖、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拉美地区一些国家近年来相继发生的经济危机，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早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不取决于它所蓄积财富的多少，而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他说：“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国际竞争态势与形式的确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从来就没有丝毫的减弱。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权重显著下降，而基于技术实力、创新能力的较量更加激烈。在技术上先人一步、高人一筹，往往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利益博弈的主导权；在技术上无所作为、亦步亦趋，将很难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

　　二、坚持自主创新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更大收益

　　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这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劳动力以及资源环境成本的逐步提高，长期处于低端产品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尖锐。比如，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事实表明，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依靠过去那种拼资源、拼劳力的方式已经很难换来应有的利益。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赢得竞争优势，这是我国加快实现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自身特定的需求，不可能指望别人来帮我们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比如，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相对短缺，耕地资源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3，淡水资源只有1/4，石油资源只有1/17，天然气资源只有1/13，相对充裕的煤炭资源也只占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2%。面对这种基本国情，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破坏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我国人口众多，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日益突出，面对人民的期待，我们也不能够把希望寄托于他人。正如印度现任总统卡拉姆所强调的：“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技术永远是国家的财富，没有哪个国家会为别国去搞技术开发。”

　　多年来，我国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广泛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冷战时期，美国等17个西方国家通过“巴统”协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32个国家又订立了新的“瓦森纳协议”，继续限制并且不断强化所谓敏感技术的出口。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和“哈比”无人侦察机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反映出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把对华技术控制作为扼制中国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在核心技术领域，一个伟大而自尊的民族决不能幻想别人的恩赐！

　　退而言之，即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进技术，但技术创新能力却是引不进来的。在这个问题上，那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商业逻辑没有任何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即使那些与美国有着更加密切关系的西方国家，也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增强自身创新能力。上个世纪60年代末，即使美国极力阻挠，欧洲四国政府仍然以长达25年、先后投入250亿美元的毅力，造出了自己的“空中客车”飞机，到今天已经与美国的“波音”飞机平分天下。去年，法国总统希拉克针对欧盟实施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伽利略计划”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就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就不可能建设起一个独立的欧洲。韩国也曾经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甚至达到1∶12，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成就了一批世界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这些国家尚且如此，我们更没有理由对他人心存奢求。总之，引进技术只是条件而不是结果，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

　　在形成自主创新战略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心存疑虑，担心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我们的理解是，强调自主创新，决不是排斥对外开放。恰恰相反，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更加主动地利用对外开放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也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比如，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计划有16个国家参与，对我国始终关闭合作的大门，但在我国成功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之后，有关国家已经向我国正式提出开展相关合作的意愿。国家“863”计划重点支持的信息安全项目“PKI关键任务服务器”研发成功后，外国公司很快将原来8.3万美元的加密卡降到1.2万美元，并向我方表示希望在“PKI”技术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共建“PKI”技术实验室，共享技术成果。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高举自主创新大旗的企业，如华为、奇瑞等，正是最主动地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最积极地走向国际市场的企业。

　　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科技上的对外开放，决不只是意味着对国外技术的引进。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合作，只能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博弈，是“珍珠换玛瑙”的公平交易，而不是强者对弱者的廉价施舍。少一点短视与功利，多一些远见与坚韧，这是所有成功国家成功的不二法门。自主创新之路注定是一条艰辛之路，但更是一条希望之路——我们这个大国实现和平发展目标的希望之路，我们这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之路。没有这个能力，不积累起丰厚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就无法走向未来、赢得未来。

　　三、推进自主创新是对国家和全民族意志的考验

　　纵观世界近代历史，各国创新能力的增强从来都是与坚定的国家意志相生相伴的。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其目的就是“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二战后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研究开发投入的1/2—2/3。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力量对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还体现在对国内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上。IT、通讯、装备工业、航空制造、材料、生物工程等托起美国知识经济发展新引擎的重要产业，无不脱胎于美国政府乃至军方的研究成果，受益于美国的政府采购。日本和韩国当年处于赶超阶段的时候，主要由企业进行的技术学习也充分贯彻了国家的政治意志。我国作为当今的后发国家，在技术创新中注定会面临着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对科学技术的投资上，在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投资、消费、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环境上，在动员和集中全国科技力量“办大事”上，必须充分体现国家的坚定意志和政府的积极作用。

　　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这是全国科技大会确立的重大部署。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各国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通过企业体现出来的。近年来，我国通信领域的华为、中兴，汽车领域的奇瑞、吉利，家电领域的海信、海尔等公司，也表现出蓬勃的创新活力。成立于1986年的深圳华为公司长期执著于技术创新，每年将不低于销售额10%的经费投入研究开发之中，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专利大户。正是以无可争辩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华为不仅赢得了市场，而且也赢得了竞争对手的尊重。成立于1997年的浙江吉利汽车公司，依靠自主创新在众多核心技术上实现了突破，他们自主开发成功我国第一款自动变速箱并且实现了产业化，自主开发成功我国第一个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并且已经大批量投入应用，第一个到国外进行CKD模式组装轿车并获得技术转让费，在世界顶级的法兰克福车展上树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圆了中国几代汽车人的梦想。这些企业是有灵魂的企业，有骨气的企业，有远大眼光和抱负的企业。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广大企业家的进取心，调动广大企业的创新潜力，让更多的企业积极培育和掌握核心竞争力，培育起更多华为、海信、吉利这样的知名企业和自主品牌，造就出更多任正飞、周厚健、李书福这样的优秀企业家，是推进自主创新战略最重要的着力点，也是国家和人民对千百万中国企业与企业家们的深切期待。

　　对于中国科技发展来说，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自甘落后。推进自主创新，也是对全民族自信心的考验。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85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9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我国独具的最大优势，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基础。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我国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与发达国家处在相近的起点上。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技术基础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我们树立起自立自强的精神，拿出当年研制“两弹一星”的劲头，拿出今天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勇气，就一定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一定能够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辉煌业绩。

（作者：梅永红 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