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转）

摘要：本文侧重讨论的是中国作为崛起的全球贸易伙伴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美双方正形成美国长期致力谋求的经济关系模式。北京已经对外来直接投资敞开了大门，欢迎大规模进口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刺激了国内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和政治自由。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自身选择进一步彰显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和产业上持续的优势地位。中国加入全球经济是在对外来技术和投资的过度依赖的前提之上的，这点束缚了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威胁的潜力。中国克服其经济科技上弱点的最大希望在于重新强调国内政治改革。美国应该采取战略性接触和介入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接触而接触，战略性接触不但要明确表明美国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强化这一意图，同时谋求中国的持续繁荣和安定。

　　假想的威胁

　　人们怀着崇拜与恐惧交织的复杂心理迎接中国突然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这一事实。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的非理性狂热促使投资者们与中国企业争强市场份额，而不去关心这些公司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同时，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及潜力过分估计也掀起了恐惧之心，即这个国家将无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经济，技术和军事上的威胁。然而，这些反应都是错误的：他们既忽视了中国经济神话中的缺陷，也忽视了美国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特殊方式中所获取的巨大利益。这些误断会促使华盛顿采取保护性政策，这种政策会逆转目前有所改善的中美双边关系，进一步使华盛顿被其同盟孤立，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

　　事实上，中美双方正发展形成美国长期以来致力谋求的双边经济关系模式。目前，中国在美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所致力构建的规范化的全球自由经济体系中已拥有了一席之地。北京现已对外来直接投资敞开大门，加入了世贸组织，刺激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繁荣和自由化。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自身选择进一步彰显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和产业上持续的优势地位。在其被迫通向市场化的征途上，北京放慢了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步伐，这至少造成了两种未曾预料的严重后果。第一，为了压制一个独立的私营群体的崛起，中国政府开展了向国有企业大力倾斜的改革，赋予它们优惠性的资本，技术和市场通道。但改革同时也有利于外国投资，允许外资公司享有巨大的出口份额并且在国内市场赢取强有力的地位。结果是，中国产业领域里所剩的是低效但仍势力庞大的国有企业，日益上升占主导地位的外资公司，和一个与上述两者中任何一个也不能抗衡的私营群体。

　　第二，伴随中国的政治体制而生的经济风险也催生了中国企业领导者们的反应-----一种所谓的“企业战略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他们只谋求短期利润，地方自治和过度多元化。几乎无一例外地，中国企业特别侧重和中国共产党政府官僚体系中的官员们发展特殊关系，拒绝行业协会和扩大自身同盟，并且摒弃长期性的技术研发和传播。中国企业仍持续依赖引进技术和进口零部件---严重限制了其-在技术和贸易方面发挥更大的潜力获取多方利益。

　　从另一方面而言，中国加入全球经济是在对外来技术和投资的过度依赖的前提之上的，这点束缚了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威胁的潜力。中国克服其经济科技上弱点的最大希望在于重新强调国内政治改革。所以，与其陷入短视的，会损害目前有利趋势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华盛顿应该诉求一种“战略性介入”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接触而接触，战略性接触不但要明确表明美国在经济，科技以及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强化这一意图，以谋求中国的持续繁荣和安定----越是如此，中国就会有进行政治改革的经济利益驱动性。

　　开放和持续开放

　　最近有关中美贸易的争论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中美经济关系对美国是有利的并且这一关系也大多按照美国的条件来实施的。特别是，正如UBS的经济学家乔纳逊.安德森和尼古拉.拉迪和莫里斯..古德斯迪恩所表明的，关于人民币是中国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的来源的讨论也有失恰当。即使人民币的稍微贬值也不会对美国的企业和工人造成任何影响。然而，人民币问题妨碍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美国现在从中美贸易关系中所获取的重大的经济和战略利益。

　　根据摩根.斯坦利的统计，自从中国1978年进行经济改革以来，从中国进口的低成本产品（主要是纺织品，鞋子和家居用品）已为美国的（主要是中低收入家庭）节省了大约$100 billion。（1998-2003年间，来自中国的廉价的婴儿服装为有孩子的美国家庭节省了约$400 million）美国的生产企业比如波音公司，福特，通用汽车，IBM, Intel, 和 Motorola 也通过从低生产成本国家，如中国进口零部件而节省上亿美元，从而提高了他们的全球竞争力，使得他们能够在本土生产价值含量高的产品。为了节省30%的全球资源成本花费去年福特公司从中国进口了价值$500 million的零部件。尽管全球性的资源配置会引起颇费气力的的人力资源调整，但这一过程同样对美国的工人和企业有利。最近一项由美国信息技术联合会赞助的调查发现，向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在2003年为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创造了90，000个新的就业机会，该调查估计，到2008年，对外资源配置将为美国创造317，000个就业机会。

　　中国不仅是一个出口大国，与其他东北亚国家相比，也是进口份额最大的国家。尽管不象美国在亚洲的其他贸易伙伴，如日本和韩国长期以来抗拒美国的进口和投资，中国对于美国产品而言也是一个庞大的，开放的市场。尽管美国近年的出口总量有所停滞，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过去的十年中翻了三番。仅去年就增长了28%（而美国的所有进口只攀升了5%）。 特别是，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主要市场。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美国2003年航天业产品对中国出口额为$2 billion----大约是美国该行业出口总额的5%，几乎与向德国出口的份额相同。美国企业在2003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为$500 million的先进生产设备，超出了向法国的出口额。美国芯片制造商也于2003年向中国出口可价值为$2.4 billion 的半导体，与向日本出口的相等。并且，中国允许外资公司在其国内市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投资。自从1978年发起改革，中国已吸取外资投资$500 billion，是日本1945至2000年间吸取外资的10倍。根据中国商业部的统计，美国公司在中国已投资了40，000个项目，总计投资$40 billion。鉴于其对外资的开放程度，中国不可能将其国内市场作为其国内企业的保护伞，这点是日本和韩国在他们经济增长期内力图要做的。相反，中国已经允许美国和其他国外公司为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开拓新的市场，尤其是那些高附加值的产品，如航空器，软件，工业设计，先进机械和零部件，如半导体和集成电路。

　　由于这种对进口的大需求量，强有力的国内联盟，尤其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城市消费和其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会继续欢迎自由开放的贸易。中国的消费者通常为能开上国外名牌车，使用国外设计或生产的移动电话和电脑而感到骄傲。很多中国企业抵制保护主义，因为他们需要进口关键的零部件并且害怕报复性出口关税。例如，在90年代，中国的机械工具和航空产业由于倾向于进口的国内企业的反对未能获得有效的政府保护，结果遭受了严重的衰退。

　　作为拥有庞大进口额的一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应该可以在全球贸易和金融的多方领域成为美国的伙伴。北京目前已表示遵守WTO规则的意愿。它现在已经谴责日本和韩国------这也是美国长期谋求扣开的市场----的不公平贸易措施，。中国于2002年发起了10例进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在2003年发起了20例。中国现在已成为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领域的领先者，包括和ASEAN国家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和澳大利亚---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近的贸易同盟-----达成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同时，北京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倡导提议似乎比华盛顿与大多数亚洲国家更密切相关。

　　美国从中国融入全球化享有的最后收益是，从长远看，促进美国在亚洲的自由之战。对外贸易和发展在中国已在商业法领域激起了更大的进步，扩大了和中国消费者的磋商的更大空间，缩减了官僚体制，加强了与国际安全和环境标准的一致性。中国人辩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自由增加了，尤其是在金融媒体上，尽管这种自由还是有限的。自由化的进程没有结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他们愿意看到它继续下去。

　　尽管享有这些利益，美国的企业和政界领袖们现在害怕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出口份额，尤其是高科技技术和行业领域的份额，是东北亚另一个重商的经济巨霸崛起的信号。但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国的高科技领域的出口是由在华外资公司而不是中国国内企业主导的。第二，中国的企业极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第三，中国的企业正采取有效措施吸收和传播他们引进的技术，从这点而言它没有可能迅速崛起为全球性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通过生产企业的类型审视中国出口的细分可以正确地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在去年，外资企业的产品占了中国企业出口总额的55%。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脱离了所谓的典型的亚洲成功神话。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声，外资投资公司在70年代中期仅占了台湾制造业出口的20%，在1974年至1978年间，只占了南韩的制造业出口的25%。在泰国，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外资投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从18%降至6%。

　　正如下页表格所示，在华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出口领域的主导优势更为明显。在过去的十年中，工业机械设备的出口增长了二十倍，而这些出口份额当中，外资企业的份额增加了35%至79%。电脑设备的出口从1993年的$716 million增加到2003年的$41 billion，而外资公司的份额增加了74%至92%。类似地，中国的电子产品和电讯产品出口从1993年增了7倍（到去年的89billion ），而外资公司的份额同期增加了45%至74%。这种模式几乎在中国的每项高科技行业重复出现。

　　表格中的数据也突出了另一种倾向，即中国过多依赖于外资投资和中国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差距日益增大。在90年代，北京允许了新的外资独资趋向：从中外合资转向外资独资。现在，外资独资公司占了中国外资投资中的65%，他们主导了高科技出口行业。但他们并不比合资企业更倾向于将技术转移给中国公司。与合资企业不同，他们并没有在合同上被要求与地方伙伴分享知识成果。他们有强烈的动机保护他们技术以不被国内企业和其他外资公司取得，以便在中国国内市场上获取更大的份额。结果是，根据中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最新统计（制药，航空器，电子，电子通讯，电脑和医疗设施等行业），外资公司在1998至2002年的出口额提高了74%至85%。但也许更令人瞩目的是，同一时期他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额提高了32%至45%，而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国有企业所占有的份额则从47%下降到42%。

　　最后，表格中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私营企业还没成为显著的全球性的经济角色。尽管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国内的高科技领域的领先者仍是国有企业。尽管他们还是效率不高，依赖政府补贴贷款，但占了中国高科技产业产量的大部分，拥有全国最好的研发能力，并花费最多支出用于科技开发和技术引进。他们对于市场和资源得到的“优惠待遇”也阻碍了私营企业的崛起。同样，由省和地方政府拥有的集体企业也未能在中国的高科技产业领域崛起，成为主要角色。

　　特殊与例外

　　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一个，也许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未能在科技能力领域进行长期的投资，而这一点是他们的日本，南韩和台湾前任们在70年代和80年代致力做的。

　　科技研发是一个困难重重和不确定的过程。无论是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还是卓著的现存科技开发能力也不能保证其成功。为了创造商业上可见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必须跟踪和接近新的知识形态，理解市场的发展趋势，并对客户需求迅速做出反应。那些能够和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和客户建立强有力的关系的企业在赢取新技术并将新技术多样化和商业化方面拥有较大优势。这种同行业间的网络化是知识，资本，产品和智慧间必要的连接通道。

　　但中国的滞后的政治体系压制了这种独立的社会组织和同行业网络组织，同时强化了跨行业间的关系。中国有一个不成体系的联邦系统，它诸多分散的地区只由一个单一的政党统一。中国共产党控制了所有有组织体系的生活，包括行业协会，企业之间没有空间可以联合起来争取合法的共同利益。这种结构使企业的领导者们侧重于和政府官员和官僚体制搞好关系。尽管市场改革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多的规范，取消体制审查和平衡或直接监督指导，但中共的官员们仍然可以在界定和实施这些规则时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尤其是在地方一级。他们能够，通常也是这样做了，操纵经济政策以谋求特殊的地方利益。有一些是因为腐败卷入“特殊主义”，另一些则是因为他们直接拥有或经营企业。但，大多数的这样做是因为政治精英们鼓励他们去做：鉴于地方经济增长能够促进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中共容许，甚至奖励那些能够使用任何手段创造地方投资和就业的官员们。但这样的后果往往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民族产业体系和过度投资的浪费。

　　中国无论公有和私营的企业领袖们都意识到，由宗派势力主导的经济是有风险的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市场是支离破碎的，规则在政府官员的操纵下走了样；并且政治上的障碍通常妨碍企业之间的团结协作，分担风险和采取集体行动。为了应付这些不确定性，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形成了一种明显的的“产业潜规则文化-----一套“什么规则可以在此‘行得通’”的价值观或行事指南。 首先，为了回应政策的“特殊”运用，中国的企业都侧重于从关键官员那里获取“例外”待遇：市场或资源的特殊渠道，规定和规则的赦免例外或避免其他官员“强食”的庇护。其次，为了使这些“例外”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为了避免与其他企业和他们的庇护者们纠缠不清，中国的很多企业在他们的行业内避免合作，尤其是如果这样的合作跨越地区或政治官僚边界时。最后，中国的企业倾向于过度多元化以避免由于过度生产和重复投资导致的激烈的价格竞争所带来的潜在的破坏。

　　盘根错节

　　鉴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这种产业潜规则文化是理性和有效的。（这些特色折射了150年前发生在清王朝时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专制的官僚体系和重商企业的互动模式）。但中国的产业文化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当然也会破坏可能发生的经济波动。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只注重短期收益，尽管提高了运营效率，销售额和利润，但并没有增加他们对发展新科技的承诺和实践。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在研发上的投入持续低于销售额的1%。研发密度（作为附加值的研发支出比例）在中国的企业仅占了1%，不到(OECD)国家中企业所占比例的七分之一。

　　只注重短期回报仍是中国产业技术进口的指针。中国企业倾向于通过直接购买国外生产设备来引进技术，并且通常是成套引进，比如生产线的成套购买。在正个80年代和90年代，硬件设备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占了80%之多，但许可证，“是什么”的服务和咨询只分别占了9%， 5%，和3%。

　　尽管中国最近开始进口更多的“软科技”---主要是以许可证的方式使用进口设备---内含的知识必须是内嵌吸收和已掌握的的。（或者，技术上的对应语“本土化了的”）。中国企业在这方面仍是弱势的。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在花在对进口设施技术本土化上的费用不足10%。即使在那些在中国被称为上升产业的领域（电讯设备，电子产品，和产业机械当中，技术本土化的费用支出在国有企业的比例仍然是很低的（分别占8%， 6%，和2%）。这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企业所支出的比例，他们的比例约占技术引进总花费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做法也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上世纪70，80年代的南韩和日本不同。这两个国家当时正力赶西方。他们投入到吸收和将引进设施的内含技术本土化上的费用是用于直接购买外来设备费用的两倍到三倍。

　　中国企业同样也未能开发强有力的国内科技供应网络。2002年中国企业购买国内技术的资金投入不到他们的整个科技预算（包括外来科技引进，目前设施更新和研发费用）的1%。中国最好的公司与国内技术供应的关系最少：国有电子和通讯企业的用来购买技术的每100美元中，只有1.20美元用来购买相似的国内产品。这样中国的技术供应商并不享有很强的“需求量”以刺激他们自身的创新能力；他们只是主要服务于乡镇企业和不太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并且由于外资企业作为技术上的“领头羊”在中国投资，通过他们从海外公司或他们在中国的分支带来的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价值含量高的零部件，他们也和中国国内的技术市场很少有什么关联。

　　不同产业合作和同行业的网络化也同样鲜见，这就促使中国的企业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自行开展研发项目。在2000年的最新国家研发项目评审中，中国的企业报告称他们的27亿元的研发总费用中，93%是属单独自身研发，只有2%是和大学合作，而和其他国内企业的合作则占了不到1%。而中国的研究中心们也越来越孤立，尤其是自从市场改革迫使他们朝市场化运作。在2000年，中国的292家国家产业研究中心中只有38家将三分之一的研究活动以合作项目的形式展开，即使这些研究所有传播科技的特定的任务。相反的是，他们之中的很多却成为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企业的竞争对手。2003年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发现中国的很多工程研究中心为获取财务收益，正大批量生产和营销他们所研究的产品，而不是通过专利传播这些技术。

　　合作上的失败也使中国企业将国内创新发明商业化的企图流于破产。巨龙科技，曾经最早开发中国数码通讯开关设备的公司，由于来自互相竞争的官僚们的压力，使他们在研发，产品和市场营销方面引起冲突和磨擦，早已不在通讯设备市场上扮演主力角色了。中国自产的移动手机标准，TD-SCDMA，虽赢取了政府的支持，但目前为止，没有一家中国的主要电子通讯运营商同意试用，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国外的WCDMA标准。

　　鉴于有着挑战竞争对手和他们的地方庇护者们的风险，中国的企业极少有向外省发展合作或投资同盟。一项对800家进行过国内兼并和并购的公司的最近调查发现，他们之中有86%只在本市投资，91%只在本省内投资。强势的地方政治纽带更倾向于将一个地区从经济的其他部分分离，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的企业通常规模较小，和整个行业的支离破碎。比如，国务院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揭示，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认为中国的两个受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科技和产业中心，北京和上海，是中国地方保护主义最强的中心。受这种保护主义影响最深的产业有制药业，电子机械业，电子产品业和交通设备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受害最深，外资企业所受影响最小——此点也就表明宗派势力的重压全落在中国企业身上。

　　一方面确保短期利益，同时为了回避发展跨地区供应链中出现的困难，中国企业倾向于朝过度多元化方向发展----当然伴随灾难性后果出现。中国的很多最著名的公司已经在非主业领域进行了几次不成功的突袭： 海尔（从家电业向电脑，手机和电视领域发展），方正（从电脑向茶，钢，软件和金融服务业），和首钢（从钢铁向银行，自动化生产线和半导体）。华为，中国最好的高科技公司和网络设施制造商，最近也进行了一次有争议的转移，向移动电话市场领域进军，该领域的销售价格和利润在过去的5年内已经猛跌。37家有执照的生产商去年一年内生产出超出2000万只手机存量。

　　同时，中国地方企业的体制结构和产业选择也限制了他们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中国企业销售额中，新产品的销售份额所占比例极小，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只有10%。（与其形成反差的是，在OECD国家，新产品的销售额占了35%至40%。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也同样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在2000年，巴西电子机械产业领域，新产品的销售额约占40%） 并且由于重复投资，产业协会的不成体系和弱势性，即使那些有新产品的企业也发现他们陷入了激烈的价格竞争，妨碍了他们从自己的创新中获取较高的利润回报。

　　与其把中国看作一个“亚洲经济科技巨人”，不如将其看作一个“正常的”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如巴西或印度。由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产业文化的互动，中国21世纪的经济科技蓝图似乎是一种“盘根错节”的模式-----少数几个并不关联的拥有一些科技成果的领域。正囿于这种特性，若想成为经济科技超级大国，中国还有待于打好国内体制的地基。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它开发，发展和传播本土科技的能力是有限的。它的大多数企业将只能在全球产业生产链的最低端挣扎实现微薄利润。

　　战略性接触介入

　　鉴于这些潜力上的局限性，中国不可能对全球经济平衡形成成威胁，美国应该抵制那些有关保护主义的错误假设，无论这些假设形式上被布什政府采用（对人民币话题的夸大的攻击）或被AFL-CIO 劳工组织所建议（打着为中国工人维权的幌子鼓吹关税保护）认同中国经济领域所呈现的挑战和机遇的同时，华盛顿应该诉求与北京战略性接触与介入的政策。这项战略性政策帮助中国持续繁荣，稳定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将有力支撑美国在经济，科技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这项政策不仅能够强化美国在科技和生产领先地位的基础，也将促进美国的对外出口，投资和自由价值观在海外的全面渗透。

　　美国应该激活国内的制造业。减税并非万能药；美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加强科技研究和开发，减少法律和医疗保健费用，增加教育投资。创新是增长的关键，但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入已从上世纪60年代的60%下降到现在的30%。 同时，根据全国制造业协会的统计，尽管美国的生产力在过去的5年里增长了27%，但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已上升了34%，而诉讼费用也增加了33%。

　　为了保持其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美国应该进一步将自己的产品推向被那些拓展市场的“投资领头羊”们所开发的海外市场。目前，美国在这一领域已经大大地落后于竞争对手们了：去年，日本和欧盟分别向中国出口$79 billion和 $49 billion的产品。而美国只出口了$37 billion。美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采取措施，帮助中小型企业将产品开拓到中国市场。

　　美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发展中的“作品”，尚不能完全符合上述在发达国家中已司空见惯的所有标准。但如果中国采取威胁到美国核心利益的贸易措施时，美国就要采取相应手段积极回应，比如采取双边制裁，进行WTO贸易诉讼和实施多边外交。但美国应该谨慎地有所侧重，强调那些会引起重大威胁或提供重大机遇的关键问题。如中国近期试图对外资在华公司实施技术标准的问题，如对DVD播放机，无线通讯和手机，和对一些进口产品，如集成电路收税的问题（该政策相当于一项国内补贴，是为WTO 贸易规则所禁止的）。华盛顿也应督促北京遏制那些超出生产能力的投资，因为这些投资会威胁到那些核心产业，如汽车制造业和半导体产业。

　　这种持续的的接触与介入会帮助美国巩固其与中国的目前关系中所取得的既得利益，保证中国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并鼓励中国遵守国际惯例。在和同盟国家在国际贸易，产业网络等方面进一步与中国合作的同时，美国可以加强自己在发达国家中的科技领先地位，同时可以削弱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规模。

　　中国成为经济科技强国的悖论在于，如果充分释放其潜力成为全球性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不仅仅是追求自由市场或更多的外来投资。假如中国打算进行这些改革的话，它会发现将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更多享有的共同利益。与中国进行战略性接触与介入就是美国赢得这场赌局的胜算了：即保持自己竞争优势的前提下，鼓励中国发展其经济和政治自由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北京和华盛顿的长期利益。但不幸的是，长期的政局分裂和专制统治成为妨碍中国最终成功实现其现代化的重重障碍。

　　（原载美国《外交季刊》，“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 Jul/Aug2004, Vol. 83 Issue 4, p33, 1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