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虎兆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
| 创建时间： | 2009-01-12 |
| 最后更新时间： | 2009-0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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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志
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内容提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起点相同，由于两者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导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后果。通过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以及深入的理论分析，作者认为，中印两国发展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如果中国未来在政治上陷入印度式的制度，在经济上走上印度式的依附性道路，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反倒还不如印度。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笔者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视角提出并切入问题，探讨了不同发展道路对印度和中国两国经济造成的不同后果，并对由此产生的发展前景做出基本评估。[①]
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及其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也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下面从长时间段得出的统计数据似乎是对这个见解的有力证明。
表1 1700～189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分布
（单位：%）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表1显示，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从1700～1820年间也一直高于欧洲和日本。同期印度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居于领先水平。 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在1890年后的5年，即在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7年英国击败印度的民族抵抗后，印度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强盛。表2、表3提供的数据反映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国家兴衰的关系。[②]
表2 欧洲、拉丁美洲人均GDP增长率(1820～1950年) （单位：%）
表3 欧洲、拉丁美洲及俄国/苏联地区GDP增长率(1820～1950年) （单位：%）
表2、表3的资料说明：从1870～1950年间，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发展远不如拉丁美洲，可拉丁美洲在第一次大战前已被欧洲所征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多沦落为美国的附庸国家。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如沙皇俄国时期，但前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者却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能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指标。历史上，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般说来总要比强国快些，这正如贫血病人的心率，其脉搏的运动总要比健康人的速度快些的道理一样。
结构差异产生于道路的不同。选择自主性还是依附性发展道路（不管它们是什么主义的）是近代以来国家斗争的焦点。资本主义国家间有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间也有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③]毛泽东抵制苏联霸权主义，主要抵制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的围绕以苏联为中心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抵制的是苏联胁迫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企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都是国家发展道路间的斗争。当时西班牙希望英国成为其依附性国家，英国而后又希望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成为其依附性国家，前者希望后者为其提供市场、资源而不是技术；而后者却不愿成为这样的国家，它们因此而不惜一战。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不是源于国家间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而是源于各国力图将生产力掌握在本国手里并由此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技术含量的大小而非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决定着国家财富的多少。工业革命后，世界利润的流向地并不是劳动密集型国家而是技术密集型的国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只有在拥有自己的生产力的国家中才能产生，而不是在依附性国家所依赖的附加值极少的自然资源中产生。当产品交换是以技术附加值的多少为利润导向的时候，此时以出口本国资源、以让渡本国市场来换取工业国家技术的依附型经济在国际利润分配体系中所获得的份额就显得无足轻重。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人。英国发展的起点是原材料产品（即羊毛以及由此发展出纺织业），对于“英国发展毛纺织业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者梅俊杰认为，“就是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④]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刚刚起步的英国抓得最紧的并不是对本国资源的开发，而是对自主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垄断。对今天的自由贸易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国度（英国）在其起步阶段恰恰是以残酷的国家暴力来推进和垄断技术的，这点与制造人权意识形态的国度（法国）曾经是制造“断头台”故乡的现象正好暗合。
早在1258年，英国就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容的《牛津条例》，要求“英国所有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⑤]在1332年、1337年、1376年、1377年、1364年和1467年，英国政府多次对本国人民强调这些规定。不仅如此，英国王室还将这些规定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配之以国家暴力要求本国人民执行。1547年，英国王室在诰令中重申：“只有获得了特许证的羊毛商人协会成员才能运出羊毛，其他人必须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呢，或制成帽、带，始得出口。”[⑥]1549年，英国王室又颁布更严厉的诰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处以双倍于出口羊毛价格的罚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监狱”。[⑦]实际上，在原材料羊毛之外，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英国法律规定，违禁“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⑧]。据考证，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所做出的禁止羊毛呢布进口的诰令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⑨]。
英国人在用非经济的（实则是政治的）手段击败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同时，又用这种方法击败了印度的经济优势。17世纪末，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已占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约1/4，这已影响了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内的市场，当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他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⑩]1700年，“虽然英国是纺织品的净出口国，但国内纺织品消费的一大部分（按价值算约37.5%）还是要靠进口麻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来满足，这让毛纺和丝织行业大为惊恐”[11]。这是因为，与羊毛呢绒相比，棉布轻薄舒适、多彩时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织品更是色泽、设计、质地俱佳，且在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即使在英国使用机器生产之后的1813年，议会中尚有人作证说：“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12]
英国的羊毛生产在经济方式上竞争不过印度的棉布生产，于是英国就采用了政治的方式。英国议会对进口棉纺品实施了更严厉的限制。1666年，英国议会通过《安葬法》，规定“无论是谁在安葬死者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违者罚款5镑，据统计，在1688年，英国的人均收入不过7英镑18先令，因此这项罚款额度“相当于八个月的收入”，足见消费管制及贸易限制之严厉。[13]鉴于印度软棉织品超强的竞争力，1700年，英国下院又通过了更为严厉的法律，规定从1701年起，“由波斯、中国，或者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制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绵布，已经或者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14]。1704年，议会又决定把这一禁令从英国扩大到爱尔兰。
1721年，英国议会进一步通过立法规定，自1705年圣诞节之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违法的者将被课以5镑罚金，如果违法的是商人则要课以20镑罚金。为使这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英国官方还鼓励公民举报，举报属实者可获5镑获金。1721年的这项法令“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关上了大门”。[15]1774年，英国议会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颠王国，任何人使用或穿着任何由英国纺织棉织成的新制衣钸，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他东西，也不管是以何单色或色上色与印染，一律合法。”而在1721年议会开幕式上，乔治一世经内阁授意，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做了这样的概括：“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16]德国经济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17]。
认识到英国经济发展的上述历史，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意身着土布衣裳的深刻用意。如果再看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而推行国民消费国货的政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我们就不难体会出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推行其自主技术和市场垄断政策时曾下了多大的决心。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斯大林评价说：“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18]
英国是海岛小国，它一直受着欧洲大陆帝国的欺负：一开始受古罗马人欺负，接着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欺负，直到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还不忘征服英国。可是，英国人愈挫愈奋，用“铁与血”的手段推行其自主创新的政策，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将“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将生产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们说“自由贸易”并不是英国经济的本色，英国是以残酷、甚至专制的方式进行技术垄断而发家的。英国保护自己技术的同时，还利用欧洲大陆的动乱将大量法国技术人员吸引到本国去加以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陆各国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也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的斗争。从短期来看，依附性道路代价较小，欧洲人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处于强势地位的法国人，与18世纪下半叶俄国维特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19世纪30年代苏联的布哈林经济思想一样，在工业化起始阶段，也倾向于选择依附型并通过暂时的经济依附渐进地转入经济自主的发展道路。19世纪初的法国是农业国家，它看到了英国的崛起，也想对本国实行工业化改造，但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自主型发展道路的选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斗争并需要以暴力开路的政治过程。当时法国人想得很简单：先用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品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跟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等自己有了钱，再用钱买来英国的工业技术，这样就能慢慢实现国家工业化。与英国1721年的法令反其道行之的是，法国于1786年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说：“他们（法国）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20%），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19]法国人对这个条约的理解很像我们前些年有些学者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认识，认为进行商品交换、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就可以了。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在国家间的搏弈中起着一锤定音作用的军事因素，两方产品的附加值不同（英国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国的商品附加值低）也会在双方贸易中造成不等值的“剪刀差”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法国农民出售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越多就越不赚钱，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国农民大量破产。法国农民破产后就蜂拥进城，于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这样的经验及其中的教训对于今天正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黑格尔说过：“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20]其言下之意就是，没有资源的压力、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出现法国大革命。由于资源少、土地少，在与英国的贸易交换中，那些因破产而失去土地农民只好进城，于是法国很快就出现了社会动荡，出现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最后拿破仑出现了。拿破仑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高附加值的工业对法国的冲击。拿破仑知道法国要走自主创新的路，要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于是，拿破仑把欧洲全部封锁起来，不允许英国资本进入欧洲市场。与此同时，拿破仑把法国的资本转动起来，用军事手段把欧洲封建庄园全部打散，让欧洲庄园农奴变成自由农民，继而使自由农民变为法国资本可以剥削的自由劳动力，使法国的资本家迅速赚钱。后来，拿破仑法国尽管被打败了，但已经独立运转起来的法国的工业生产力并没有因战争失败而被毁坏，法国还是挤入了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成为今天所谓“北方国家”的最早的成员。在这之前，实际上，法国以及欧洲大陆是英国的外围国家，也就是那个时期的依附型的“南方国家”。
美国开始也是依附英国的，为英国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但英国人的那点发家秘笈很快就被美国人看破了，所以，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身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其意在告诉美国人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21]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率承认，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战。他说：“如果不根据我们的地位得到大不列颠根据它的地位得到的那种宝贵利益，美国的形势将只是欧洲大陆形势的翻版。那就会出现常备军和不断征税会使自由到处遭到破坏的景象。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大不列颠的历史，一般说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历史，它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得到教益，而不必付出他们所付的代价。”[22] 华盛顿给美国人留下这些思想遗产是促成美国人民誓死抵抗英国分裂美国的图谋并在南北战争中支持林肯的重要原因。
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2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在拿破仑6月滑铁卢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它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23]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要在美国内部分出一个国家来。美国人对此坚决抵制，并把英国人赶出了美国。当时，为了反对英国，欧洲大陆国家也帮助了美国。1803年，拿破仑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了美国，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通过美国在大西洋西岸牵制英国。
为什么会发生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是美国国内“两条路线斗争”，即选择走自主道路的北方和选择依附道路的南方的最后摊牌。南方希望降低关税，通过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棉花赚钱；而北方要发展本国自主工业，通过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参与国际竞争。两种发展模式的斗争最终使南方提出与北方分离。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总统林肯在国内赢得了美国人民的支持，在国际上获得了沙俄的支持，最终统一了美国。美国南北统一后，沙俄还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美国人利用欧洲矛盾迅速崛起，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在反抗欧洲压迫的斗争中，美国的国家版图也得到迅速扩张。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经济速度过快的时候，往往也就难以兼顾公平。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开始重复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经历：两极分化严重、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现在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等都是美国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争取到的。当时美国的军队多是用来镇压工人的，美国是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的呢？美国与英国一样走了出去，大力发展海军，向世界要资源和市场并为此扩大以本国为中心的依附地区。所以，对整个西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国家是通过扩大和掠夺它们的依附性国家而获得发展的，而国家海军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定性的力量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工人运动，这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利用他们的海军加速在东方的扩张。中国和印度的战败使得东方国家的大量财富被掠夺到了欧洲，这又使欧洲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这使欧洲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共同富裕”中，从被压迫的阶级摇身一变而成为“压迫民族”。于是，19世纪40～70年代，欧洲一致起来压迫和掠夺依附于它们的国家和地区。世界就这样形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今天“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产生的历史前提。[24]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在1898年，美国占领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夏威夷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的台湾，是美国进入远东的跳板。20世纪初，美国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利用各种机会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用东方财富补偿国内贫困阶层，缩小两极分化，美国国内剧烈冲突的阶级矛盾由此逐渐得到缓解。
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很能说明问题。苏联与中国经历相似，它选择自主模式是因为有沙皇时期工业化运动失败的经验。19世纪俄国与拿破仑前的法国一样，也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实现其工业化目标，当时的时任财政大臣的维特简单地认为，只要把别人的工业买过来并直接移到俄国就可以了。于是他从法国人那获得了大量贷款，大量购买西方技术，通过政府推动等方式使俄国工业化获得了长足进展。但由于俄国工业不是内生性的工业，没有自主的技术，到了19世纪末又碰到世界经济危机，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就难以为继。1905年，俄国在远东与日本开战，俄国战败，其维特领导的工业化运动也嘎然而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俄帝国的经济已无法维持正常运行，其间的帝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也随之自行解体，这一时期的经验促使列宁和斯大林对本国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最终做出走以工业技术为主动力的自主发展道路选择；这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买办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促使中国人民做出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一样，都是出于同样的历史经验。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对后发国家影响较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用“种树”来比喻产业政策，认为国家财富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收获果实的能力的大小而在于种树的能力的大小。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采取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由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长期在德国从事革命工作，德国的这些成就对列宁及其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就提出工业化道路和电气化计划；斯大林在国际上拒绝了20世纪30年代的“道威斯计划”、40年代的“马歇尔计划”，在党内拒绝了与之相适应的“布哈林道路”，其主要考虑就是怕过度依赖外资会阻碍苏联经济的自主性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斯大林与英国人一样，他在坚持本国自主型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却不希望别的国家也搞自主性经济。他不让东欧那些国家走自主性经济发展的道路，他明白，依附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的矛盾，正如自愿作奴隶的人与其主人之间的矛盾不是对立性矛盾一样，一个愿挨，一个愿打，这会有什么矛盾？真正的对立性的矛盾冲突来自“一山不容二虎”式的自主型经济间的矛盾。正因此，斯大林在考虑打败希特勒德国后如何处置德国问题时，他与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则说得更绝，他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25]牧羊场国家就是提供原材料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作为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力量的。
二 起点相同但道路不同的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后果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产生于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那条道路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26]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已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20世纪40年代在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另一个是钱德拉·鲍斯[27]。后者是个强权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德拉·鲍斯主张用利用德日的力量，用军事手段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但他在日本投降不久后死于飞机失事。从此，印度统治阶层中失去了强势人物。最后，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了政权并使印度获得了独立。这个结果的好处就是其成功快，成本低；其负面影响则是庞大的私有产权被保留了下来。而所有制越复杂、产权继承的历史越长、分割关系越细密，国家发展的产权包袱就越重：为了发展，就必须补偿庞大的产权利益，并为此必然严重依赖外部资金，这就严重削弱了印度国家的独立自主和自我创新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剃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中，高利贷在耕种者借贷总额中的比例在各种借贷来源中一直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从1971～1981年的10年中，由于国家合作社和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幅提高，造成高利贷借款比例迅速下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乡村高利贷者至今还占优势”。[28]小农由于缺乏偿还能力，缺乏贷款信誉，不能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当然也就不能从自己的生产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信贷组织特别是合作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过期未还贷款。过期未还贷款率，合作社大约占40%～42%，地区农行是47%。而借款未还的多是无助小农，这就迫使一些金融机构贷款倾向大农。由于大农具有良好的偿还能力，合作社和商业银行事实上更愿意向大农提供比如6～10%的低息贷款，这迫使小农必须从高利贷或其他非组织的资金市场按12%～75%的利息借钱。[29]其导致结果是：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30]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31]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32]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33]革命在历史上对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由表4可见一斑：
表4 1700～1995年印度与中国经济水平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美]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作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表4显示，几乎是同时建国（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印度于1950年1月26日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 206亿卢比。印度外贸那如雪崩一般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34]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我们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表5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
表5 印度IT产值增长基本情况（1997～2003年）（单位：亿卢比）
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由表5可知，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印度IT产业的这种依附性的特点，在表6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6 印度电子产品出口情况（1997～2003年）（单位：亿卢比）
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
表6表明，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在上面所有出口项目中，西方从印度进口需求最小的是战略性IT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产品。从1997～1998年度到1999～2000年度，印度战略IT产品出口竟只有1亿卢比，而从2000～200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战略性IT产品竟没有数据。是没有统计，还是西方对印度不再有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表明，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35]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这可从下面与自主型的中国IT产业的比较中看出（参见表7）。
表7 印度和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
（1990～2002年）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即使在电子领域，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36]
三对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前景的基本评估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五十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37]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时候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失去了起码的前提。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
[①]关于笔者这方面的更详尽的研究成果可参阅拙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表2、表3资料来源于[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181、190、191页，表中数据经作者整理而成。
[③] 关于此，复旦大学部分研究单位集体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一书提供了大量详实的统计数据和扎实的研究成果。
[④] 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5页。
[⑤]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⑥]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⑦]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⑧]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⑨]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⑩]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6页。
[11]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2]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3] 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57页。
[14]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79页。
[15] 转引自梅俊杰著：《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79页。
[16]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41页。
[17]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41页。
[18]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
[19]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68页。
[20]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2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88、89、97页。
[2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8页、第20～21页。
[23]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
[24]自第一个资本中心国英国诞生以后，世界基本矛盾经历如下演变：从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中心国内部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在19世纪下半叶这种矛盾出现国际化转移，开始外化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这种矛盾被列宁称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在二战后，由于大量的处于被压迫地位民族国家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出现，这种矛盾则以“南北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不管怎样变化，它都是原来隐藏在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及由此出现资本中心国内部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矛盾的不同的转换和表现形式。
[25] 《罗斯福传》的作者，即加拿大藉的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放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和评价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 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参见[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
[26] 胡锦涛在神七载人航天圆满成功庆祝大会上讲话。http://www.china.com.cn/news/2008-11/07/content_16727587.htm
[27] 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1897年—1945年），印度的激进独立运动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原印度国民大会党左派、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入轴心国阵营，试图利用德日力量驱逐英国殖民者。日本投降后，钱德拉·鲍斯在1945年年8月18日搭机前往日本，飞机在台湾上空出事，次日死于东京。
[28] [印度]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29] 鲁达尔•达特、K•••• P• 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第105、183页。
[30] 参阅温铁军：《印度北方农民运动和“毛派”武装斗争考察报告》，转载于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7页
[31] 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北京：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5页。
[32]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33] 《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3页。
[35] 1988年，也就是印度“七五”计划即将结束之际，印度全国仍有40%的贫困人口，有19.2%的特困人口。从1970年到1988年印度贫困和特困人口比例下降，但同时绝对贫困和特困人口数量却在上升。即使到1999～2000年，印度低于国家贫困线人口所占比重为28.6%（中国为4.6%），印度日均消费1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仍达34.7%，（中国2001年为16.6%）,日均消费2国际元以下的人口所占比重79.9%（中国2001年为46.7%）。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36] [印]阿玛蒂亚·森著，任頣、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另外，新中国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主要成就在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也有全面客观的介绍。
[37] 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科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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