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分类：科技与社会研究     浏览：6509次   回复：0次  
发表时间：2009-09-29 11:16:11

摘  要：系统论是20世纪诞生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产生具有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诱因，本文从哲学思想、科学理论及社会生产三个方面对系统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造就具有中华民族特点、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及良好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系统论；产生；学术背景；社会环境

 

 

系统论作为20世纪40年代诞生的一门新兴的学科，以其整体、动态、立体、联系的精神，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渗透到了哲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了解系统论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对于科技发展大有裨益。

系统论是沿着两条线平行产生和发展的（图1）：一条线是沿着理论方面发展起来的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发端于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关于生物有机体的系统思想。20世纪以前，在生物史中一直存在着机械论和活力论两种争论，机械论用分析的方法把生物学简化为物理和化学问题，认为一种原因只能产生一种结果， 反之亦然。而活力论者认为生物机体中有一种超物质的力量——“活力”，它支配着整个生命过程。随后德国人杜舒里又提出了新活力，指出异因同果现象，给机械论的同因同果说法以沉重的打击。尽管活力论者用超自然的活力来说明问题是不对的，但他们指出生命现象不能归结为机械、物理、化学过程的判断是正确的，自他们后，把生命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机体论出现了。1925年，英国的怀海特发表了《科学与近代世界》一文，提出要用机体论代替机械论，他认为自然现象的最终单位是事件，实在的本质就是“变”，它是一个不断活动和创造进化的过程。^（1）同时，美国人劳特卡在1925年发表了《物理生物学原理》，德国人克勒在1927年发表了《论调节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基本原理。贝塔朗菲在这些思想的推动下，1924年至1928年，多次发表文章，提出生物学中的有机概念，认为应当把有机体当作一个整体或者系统来考察。同时他认为科学认识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现种种不同层次上的组织原理。1932年，他发表了《理论生物学》，进一步显化了他的上述思想。两年后，他发表了《现代发展理论》，提出了用数学和模型来研究生物学的方法和有机体系统的概念，这是其系统论思想的萌芽。1937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哲学讨论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但由于种种压力未能公开发表。1945年，他发表了《关于一般系统论》一文，可是由于被战火焚毁未能为世人所知。直到1948年，他出版了《生命问题》一书，概括了一般系统论，描述了系统思想在哲学史上的发展，指出“存在着适用于综合系统或子系统的模式、原则和规律，而不论其种类、组成部分或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情况如何。我们提出了一门称为一般系统论的新学科。一般系统论乃是逻辑和数学的领域，它的任务乃是确立适用于‘系统’的一般原则。”^（2）至此，标志着一般系统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初露头角。1954年，他和一些研究者创办 “一般系统论学会”（后改名为“一般系统研究会）。1968年，他出版了《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一书，全面总结了他40多年来的成果，成为一般系统论的主要著作。沿着这条线，很多学者都从各自的领域对系统理论进行了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是普里津高的耗散结构理论、德国物理学家哈肯的协同学理论和德国生物学家艾根的超循环理论。

 

1957年，美国密执安大学的H.Goode和R.E.Machol合著了《系统工程学》，论述了线性规划、排队论、决策论等运筹学分支，为系统工程初步奠定了技术理论基础。1956年，美国杜邦公司与兰德公司合作，研究出了一种协调庞大企业内部许多不同部门间工作的方法——关键路线法。一年后，美国海军又将它进一步发展成为“计划评价技术”（PERT），并把它成功应用于研制“北极星导弹”工作。随即，这种方法在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被广泛应用于企业项目管理、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国防等各个方面。60年代初，美国电器工程师学会在科学与电子部门成立了系统科学委员会，1965年，美国工程师麦克霍尔编写了《系统工程手册》，论述了系统工程的方法论、系统环境、系统元件、系统理论、系统技术、系统数学等，基本概括了系统工程学的各个方面，标志着系统工程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总的来说，系统工程方法就是把系统各个组成部门综合起来，研究各个局部对整体的影响，同时把这个系统作为更大系统的一个局部，从社会—技术，社会—经济等角度进行考察，规划和设计大系统。它强调对目标进行研究，根据全局确定合适的目标，追求整体最优而不是各个局部最优。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工程”都是系统工程的成功典范。同时，系统工程的应用越来越超出传统工程的观念，从工程系统推广到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进而发展到研究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最优控制和最优管理阶段，迅速发展的大系统理论即是系统工程向复杂、动态发展的证明。系统工程被更多的国家重视，1972年成立了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研究包括能源、环境保护、生态、水力资源、医疗及城市规划等普遍性问题。同时，各国都十分重视系统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如美国1967年从事系统工程方面的人员还只有2万人，70年代增加到175000人，80年代已达300万人。

总之，系统论沿着一般系统论和系统工程这两条线平行发展，从理论和应用不同层面同时构建了其学科体系：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趋循环理论等构成其基础理论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向系统思想和系统观念延伸，便形成了系统论的哲学层面。以系统工程学理论，如运筹学、博弈论、灰色系统理论、大系统理论等，构成了系统论的应用理论层面；这些应用理论指导着具体的各专业的各门系统工程。系统论是一门横断学断，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立体性、相关性等特点，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处于桥梁的地位，它介于哲学、数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其抽象化程度低于哲学和数学，不像哲学那样回答世界观问题，也不像数学那样对事物进行纯粹抽象化；但其抽象化程度又高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基础科学，它把握了从各门基础科学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特征。

哲学观念的变革是系统论产生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的系统思想十分丰富，如“浑天说”、阴阳五行观念、周易八卦说、气论等，只可惜这些思想没有孕育出现代系统论，在此不赘述。现代系统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朴素的系统思想，二千多年前，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把宇宙描述成一个自然循环变化的整体；毕达哥拉斯学派第一次把人作为一个整体同宇宙作比较，认为人体是小宇宙，是大宇宙的缩形；德谟克利特写了一本名为《宇宙大系统》的著作，这是最早使用“系统”一词；赫拉克利特在《论自然界》中指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提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的“四因论”来说明事物构成及生灭变化，他提出的“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之和”这一命题至今仍被作为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古希腊系统思想的特点是以客体为中心，着重研究如何描述现实系统的问题，具有本体论的性质。由于时代和科学知识的局限，这时的人们缺乏对事物整体各个细节的认识，这些思想仅产生于“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3），具有很大的直观、猜测和思辨的色彩。

系统论产生的直接的思想基础是的近代欧洲的哲学思想。17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提出“实体”思想。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自然“实体”，“实体”的内部错综复杂，可以变化为千万个具体的“样式”。“实体”是整体，是本质，是绝对有限、独立存在、没有外因的，它自身是自身的原因；而“样式”是部分，是现象，是无限的、相互联系的。这种关于宇宙系统及其内部相互关系之间的整体与部分、有限与无限的观点，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丰富的系统思想。特别是“实体是自身的原因”的观点，是现代协同学的渊源。但是他并没有辩证地解决“实体”与“样式”及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实体”是不变的，只有“样式”才是运动的，陷入了形而上学机械论。

德国的莱布尼茨认为世界是由单子组成的，单子是“自然真正的原子”，单子从低级到高级有程度不同的知觉，它按照一种“预定的和谐”组成在一起，构成等级序列的宇宙系统，“宇宙是被规范在一种完满的秩序中”的统一的体系。他认为运用普遍联系和整体把握的认识方法是“获得最大可能的完满性的方法”。尽管他的思想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其思想中所蕴含着的系统思想对后来的系统论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贝塔朗菲评价：“莱布尼茨的单子等级看来与现代系统等级很相似”^（4）。

法国的拉美特利反对莱布尼兹的唯心主义，提出了宇宙实体论，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体，实体构成宇宙。他的思想蕴含着系统的等级结构和系统内部各因素交互作用以及系统内部产生信息交流的思想。特别是他提出“人是机器”这一思想，详细考察了人与气候、饮食、遗传、文化等外部环境的相关性，同时，还考察了人脑的结构和功能等人体内部因素。尽管他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这一本质特征，具有机械论的缺陷，但他用对象性的观点来看待人，从生理、心理角度来探讨人的这种动态、开放、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结构，对系统论的形成有很大启发。

以上述哲学家为代表，近代欧洲哲学在从古代哲学的思辨和猜测走向实证和精确的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这时，德国哲学家康德为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5），成为近代欧洲哲学的一个拐点。他不同意仅用机械论看待事物，而把自然界中的整体分为机械性整体和合目的性整体这两大类，生命有机体属于后者。生命有机体有三个特点：一是部分只有在与其整体相联系时才能存在；二是各部分互为因果，互为目的和手段；三是具有自组织功能，能自己再生产。特别是第三点，是现代自组织理论的重要渊源。贝塔朗菲认为这种整体论、目的论就包含着系统论的思想。康德对系统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的认识论包括着对如何认识整体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即人的认识何以成为可能。他以先验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强调先天综合判断，他认为整体到部分才是认识整体系统的途径，他提出了人类知识的系统性问题，力图把人的知识理解成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由一定要素组织的统一整体，认为思维的唯一功能就是把概念知识联系起来，然后再进分类，由此提出了范畴论。^（6）普里津高等人对此评价甚高，说“康德的方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7）

黑格尔（1724—1804年）的系统思想体现在他以辩证法的观点揭示了整体与部分的矛盾，揭示了有机体中整体和要素的辩证关系。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精神的世界描写成一个过程，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发展的过程，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于其内部矛盾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动态过程。他善于把人类各个领域的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知识综合起来，做出系统的分析和概括，他指出“整体的东西”是有体系的，“人体的四肢和器官应当看成不仅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只是在统一中才是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且决不是与统一无关的。”他不满足于康德的范畴分类，指出不应把满足于列举范畴，而应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把它们放在一个运动着的、发展着系统中去考察。他的思想体现了系统性、动态性和层次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系统思想作为辩证法的具体形态。在他的著作中广泛地运用到了系统的概念，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整个社会和自然进行了深刻的系统分析和研究。他指出，社会经济形态主要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他在《资本论》中，运用系统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要素，把生产方式看成是由各个独立要素构成的系统，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看成是“一个总体的全部肢体”，他分析了这些要素在系统中的运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功能。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是一部体现系统思想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提示了客观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对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从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都进行了全面研究，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辩证的自然观。正如他自己所言：“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要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8）如果说近代欧洲哲学不仅是停留在对于客观世界系统存在方式的猜测，而且提出了如何去认识系统的问题，不仅具有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还具有认识论的性质，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有了更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哲学发展从以客体为中心的本体论阶段，经过以主客体认识关系为中心的认识论阶段，开始进入以主客体相互塑造关系为中心的实践论阶段。这对系统理论的发展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近代的系统论学者都无一例外地把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系统论的奠基人。

总之，从以客体为中心，只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如何描述现实系统的问题；到以主客体的认识关系为中心，在认识论意义上研究如何认识对象系统的问题；到以主客体之间相互塑造关系为中心，在实践论意义上研究如体构成人为系统的问题，这既是哲学史发展的线索，也是系统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

17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系统观念从哲学问题进入科学。尽管近代以来形成的注重分析的思维方式被发展为形而上学的机械论，造成人们思维的割裂和僵化，但是这种要求分门别类地考察事物、注重弄清事物的内部结构的思想，从科学史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进步，这促成了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也为系统论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基础。

系统论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源于近代的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作为近代自然科学起点的哥白尼的日心说，体现了人们对太阳认识的深化。其后，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根据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观测行星位置的数据，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定律。这为后来系统的认识太阳系奠定了基础。伽利略最先用数学的形式表达了物体运动的距离和时间。把自然现象的因果联系用数学的方法来描述，这在近代科学史上是一件开创性、革命性的工作，这是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贝塔朗菲评价：“概括16世纪至17世纪科学革命特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说明这次科学革命用数学实证主义的或伽利略的概念取代了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概念，换言之，它用数学形式表达的因果法来描述事件的方法，取代了把世界当作有目的的宇宙的那种观点”。^（9）法国的笛卡尔创立了普通数学的分析方法，主张把复杂的东西归结为简单的东西，再把这些简单的关系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再应用于理解复杂对象，这种有秩序、有层次逐步分析的方法，是系统分析的思想基础。牛顿的在天体力学方面开创的系统分析的方法是以后各种系统分析研究的一个范例，他的《论宇宙系统》就是把宇宙当作相互联系的大系统来研究的。他和莱布尼茨建立的微积分直到现在仍是系统理论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19世纪中叶，由于自然科学上许多伟大的发现，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细胞和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使人类对自然过程相互联系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1853年，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把一个物质系统的热功转化过程与气体分子的内能变化联系起来，提出了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即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不仅为哲学上的运动不灭原理和自然界运动形式的统一性原理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而且为系统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先驱性的思想。19世纪30年代，细胞学说的创立把植物、动物和人体的结构用细胞这一基元统一了起来，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道路，这样，就建立了生物有机体发展的整体的动态系统。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使生物进化论获得了划时代的进展，战胜了物种不变论、特创论和目的论。提出了“生存竞争”与“优胜劣汰”的原则，首先创立和论证了生物系统发展学说。提出了生物界是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等级结构的动态系统，这种综合的、整体的方法，对后来生物学系统论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关于复杂事物的整体性、有序性及其组成的各个部分的联系和转化规律等，又有了许多重要发现。比如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了化学元素的性质随它们的原子量以周期性的方式变化的规律，制作了化学元素周期表。物理学中，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首先突破了力学的范围，把数学分析的方法应用到光、电、磁现象，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系统的、数学化的电磁理论。在热力学中，“熵”的概念的提出是对整体现象作整体研究的开端，因为“熵”首先是一个封闭系统整体联系的现象。所有这些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0）

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整体化、综合化的趋向，学科交叉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11）。30年代以后更为明显，当时的法国布尔巴斯学派提出了结构概念，美国的麦克莱思与艾伦伯格又提出了范畴与函子理论，爱因斯坦把后半生献给了引力理论与电磁理论的统一场论的研究。同时，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更表现出整个科学体系的整体化趋向。科学、技术与生产相互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科学革命依赖于技术，要求技术为科学研究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都必须在科学理论的直接指导下才能完成，科学、技术和生产组成了一个大系统。如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英国的卡文迪实验室、美国的爱迪生“发明工厂”等科学、技术和生产三位一体的机构。怎样将这三者之间有机联系在一起，迫切需要一种横断学科。同时，一系列的复杂的新兴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生物学中，高级神经生理学的发展；心理学方面，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和惠特海默的格式塔心理学的发展；数学中，概率论、博弈论的发展，特别是美国数学家查德提出的模糊集合（fuzzy sets）的概念，奠定了“模糊理论”的基础，为研究一般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提供了新的有力的工具。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所特有的矛盾是系统论产生的重要原因。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派生出来一系列交互作用的、复杂的矛盾，诸如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的有计划生产的矛盾，生产发展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矛盾等。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的这种矛盾更为加剧。面对这些矛盾，怎样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复杂的动态平衡，以求保持总体最优或较优的目标，一些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开始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作开放的动态系统来考察，不仅考虑到个别企业，而且考虑到整个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流通、运输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不仅考虑到经济运行过程中内部诸因素的交互作用，而且考虑到自然、社会、科技、人才等因素与经济发展过程的交互作用。这样，迫切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去处理和解决发展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这就促使了系统论的产生。

生产规模的扩大化和生产管理的科学化推动了系统论的产生。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过渡，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技术越来越复杂，科学研究也日益成为耗费巨额资金，依靠成千上万人合作的事业，这些大规模的生产和科研系统由许多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联系紧密，既相互协同又相互制约，关系错综繁杂，这些高度综合的大系统需要人们从整体和相互联系的角度去研究。这迫切需要一种管理方法使复杂的工作变得比较有条理和规范。1911年美国工程师泰罗提出科学管理的概念，解决在一定设备条件下，科学地规定每一道工序最合理的加工时间，通过对工人的操作动作加以分析，消除不必要的、无用的动作，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为管理的系统化准备了条件。其后法国工程师亨利·法约尔提出管理组织与职责划分的思想，把管理过程划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五个部分，作为管理系统中的子系统加以控制。1938年，美国的切斯特·巴纳德出版了《经理人的职能》一书，第一次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由物质的、生物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几个方面所组成的一个“协作系统”。由此，企业管理步入了有序性、整体性的系统化管理阶段。

军事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12），而尖端科技研究的复杂性也促进了系统论产生。系统论的重要分析工具——运筹学最早发端于军事方面，因此，有人把军事系统工程称为运筹学。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兰彻斯特就应用数学方法描述两军对垒的过程，从数量上论证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效果，被称为兰彻斯特方程。二战期间，由于现代化战争的高度复杂性，原有的参谋、指挥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战争需要，怎样运用现代科技来统筹指挥作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这就产生了运筹学。英国人将运筹学应用于大规模的军事系统，他们在解决护航舰队的编制、防空雷达的配置与运用、提高反潜艇的作战效果以及民防等问题时，广泛采用了规划论、排队论、博弈论等方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国在运输舰队中也采用了运筹学的方法。战后，一些战时运筹学小组把目标转移到民用事业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0年，美国的莫尔斯和金博尔首次写出了《运筹学方法》一书，系统总结了这一成果，使运筹学得到很大发展。目前运筹学已有很多分支，如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动态规划、对策论、排队论、搜索论、网络理论、优选法、决策论等，这些方法为系统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同时，随着20世纪中叶信息论、控制论的创立，以及电子计算技术的高速发展，也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系统论的产生。

由对系统论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系统思想，并且在系统工程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为何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系统论学科体系？这也许是“李约瑟难题”^（12）的又一种问式。其原因有三：（1）在哲学思想层面上，尽管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系统思想，但这种系统思想具有很大的猜测性和臆断性，强调思辨而不求精深，强调整体而缺乏深入，强调“天人合一”而缺乏对客体的对象性研究，强调“意会”而不能“言传”，因此，这种系统思想还仅仅是朴素、原始的，形不成科学的理论。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近代。（2）在科学层面上，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仅仅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泊来品”，既没有像近代欧洲那样，自然科学的各门学科在“换能过程”^（13）中自然发展，也没有经历过各学科在各自体系中纵向深挖的过程——尽管欧洲近代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割裂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特点，有悖系统、整合的思想，但这种各学科深入研究的过程是必要的，毕竟只有这样，才能从主观猜测走向精确定量。（3）在社会层面，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统治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科学从根本上失去了推动力；封建专制的统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对科学的发展一直是阻碍的力量；中国历史上的科技事业多是官办，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封建统治者的“卵翼”下生存，既缺乏“自组织”的活力，也不能有效的推动社会进步，这与近代欧洲科技发展与资产阶段革命并肩作战反对封建主义的态势迥然不同，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作为资产阶段反封建的武器，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和社会性。因此，中国的科学要发展，就必须要革鼎故新：一是要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富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精髓，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吸收西方文化的养份，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科技发展的原始创新的精神动力。二是加强各门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加强基础学科的建设。三是政府要加大对科技研发、教育等投入，从“知识积累、学科交叉和学科前沿”三个方面为科技创新提供条件^（11），建立起科学、技术、生产相互转化的有效机制，为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当前，对系统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透过其产生的原因，可以了解推动科学发展的学术和社会因素，发现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在当前科技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背景下，系统论这一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在科研、教育、决策、生产等各个方面培养系统思维、运用系统方法十分必要。相信系统论的发展一定会为我们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1.      [英]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25页

2.      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44页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页

4.      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6页

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450页

6.      康德. 宇宙发展史概论,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7.      伊·普里津高,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62—663页

9.      贝塔朗菲. 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 .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242页

11.  王方正等. 创新:学科建设的灵魂.科技进步与对策[J]，2000年第17卷，第7 期，第147页，第148页

12.  刘爱玲.科学社会学导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武汉：2002年8月第1 版，第259页，第252页

13.  赵红州.科学史数理分析.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2001年第1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