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脊梁

农民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脊梁

    2008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雪灾”、“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人们也许厌倦了，疲惫了，或者如墨子在《非攻》中所说“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了。因此，“瓮安事件”已经渐渐从人们的谈论中消失，郭晶晶“怀孕裸画”之类的“八卦”新闻又重新回到饭桌上。但无论是厌倦也好，还是疲惫也好，我今天还是想谈谈“瓮安事件”所带来的思考。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平衡现象突显。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最近几年发生的安徽池州、四川广安、大竹、重庆万州、浙江瑞安等典型群体性事件，都没有今年“瓮安事件”的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和社会影响大。人们从群众的法制观念、干部的工作态度、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方式、现代媒体对信息的快速传播等各种视角对“瓮安事件”进行了解释与反思。但我今天想讲的是农民的参与，这一看似非常细小的环节，却决定着我国农村治理的成败。

凡是发生恶性群体性社会事件的地方，无论“导火线”是“少女死亡”还是其他原因，其背后一般都涉及农村土地资源和农村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改革开放至今，农村最大的资源莫过于土地和矿产资源。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可以耕地方式征用（即相当于向农民购买土地时，支付的是耕地价格），而一旦“三通（水、电、路）”之后，则按照建设用地出售。这样一买一卖，其乐无穷啊。正是在这样一个农地转化过程中，迅速地出现了暴富群体。而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农民失去了参与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走群体路线（毛泽东思想之一）。

第二种情况是，一旦发现农村有磷矿、铁矿、煤矿，等等，之类的矿产资源，那么，按照现行《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OK，**村发现了一个矿，原本上面的耕地是该村农户的，他们靠着这些耕地吃饭。现在好了，这个耕地的地表“几公分”属于集体所有，农户承包使用。那么“几公分”以下则属于国家所有了。既然是国家所有，有关部门就可以把探矿权、采矿权批给某公司。而某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寻租”。更有甚者，你A公司和B公司都可以来“寻租”，不法官员可以“通吃”。公司老板来了，必须农民退出，因为公司有着合法的开采权。在这一过程中，两个主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一是政府的利益受到了部分损害，这是因为交易的收入没有完全纳入财政；二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例如，某村发现了铁矿，老百姓将地表的一些矿石收集起来，用小四轮拖拉机拉出去卖。此时，派出所干警干预了，轻则把矿石没收，重则关几天。此时，农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呀，为什么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好不容易发现矿藏了，自己却得不到任何好处？却变成了少数老板实现暴利的工具？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参与缺失，进而农民的利益缺失，社会矛盾突显。我们还是脱离了群众路线。

农民参与，走群体路线是我党发家执政的基础，同样也是我国未来农村治理的根本。可以说，农民参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脊梁。

                        (王小林写于2008年9月8日）

后记：在笔者9月8日发表此文后，9月9日、11日又两则新闻谈到同样的事情。

以下是链接：云南要求干部警惕为人民服务异化成为老板服务

                          陕西横山煤矿非法开采 村民维权反被判赔8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