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政府投资大部分投向农村：应对金融海啸

将政府投资大部分投向农村：应对金融海啸

文/王小林

　　金融海啸对中国的影响还尚未完全显现，我国政府已经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旨在扩大政府投资，增加国内需求。笔者认为，当前应该将更多的政府资源投向农村，促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农民的购买力。基于以下原因：

　　一、正确认识当前的失业问题

　　　　中国的失业率是个复杂的问题，来自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数据。《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9年中国的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实际失业率可能接近10%。笔者自己有个估计的数据，一是我国农民工（含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约2.5亿，按10%返乡估计是2500万人，20%估计是5000万人。笔者估计接近20%。二是近600万大学生，目前签约率很低。可见，2009年我们最大的压力是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过去解决就业主要靠“中国制造”的那些世界工厂。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大幅度下滑。这一块的就业市场大大缩减。还剩两大块，一块是政府公共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另一块是国民扩大内需创造就业岗位。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应该说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政府和部分企业是富余的，普通老百姓或者说中产阶级消费实力不强。因此，我们依然需要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提供就业岗位。如果我们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将更多的公共投资投资于资本密集型公共工程，则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岗位。加之，若公共项目管理不好，官商勾结严重的话，会造成国家公共资源的大量浪费。也会影响社会稳定。为此，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将更多的资金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包括农村自然资源管理、新能源、节水灌溉、农村饮用水、农村健康等方面。这样的投资结构调整，将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二、合理利用返乡农民工这笔巨大的财富

　　上述推断返乡农民工有可能接近5000万，这是金融危机送给中国农村开发或新农村建设巨大的人力资源财富。农民工返乡是“双刃剑”。为什么呢？

　　反的方面：农民工返乡后，由于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失去在村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失地农民。他们要维权，处理不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现在承包的土地不仅没有农业税，而且政府还提供粮食补贴，农民返乡就当然希望继续耕种土地，以保障生活。而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的耕地是通过私人非正式关系转包他人；有一部分人的耕地已经收归集体，集体已将土地另行分配；有一部分人的土地集中于农业企业；还有的被各种非农用途征用。

　　正的方面：过去农村人力、资金都是单方向流向城市和发达地区。现在返乡的农民工，相当一部分具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他们的返乡给已经“空洞化”的农村重新带来了发展的希望。这个希望的种子：既有人力资本；又有物质资本。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及时降低创业门槛，可以把这笔巨大的人力资本和资金留在农村，从而推动中国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三、实行返乡农民创业“零准入门槛”政策

　　政府应积极鼓励农民返乡创业，降低创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在创办公司、合作社、协会或者个体经营等实体或组织的注册资本、工商（民政）注册登记、税率设置、还有各种执法人员和非执法人员正规和非正规设置的门槛统统降低。积极做好为农民创业服务的工作，取消那些旨在增加非税收入的罚没收入和收费。非税收入的罚没收入，既影响政府的执法形象，又构成普通民众沉重的负担。让政府真正为公众提供服务，而不是管制。

　　通过积极推进返乡农民创业“零准入门槛”政策，可以将返乡农民工资源盘活，同时可以创造巨大的内需。当然，这里的零准入不是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政府对新农村的规划，通过政府对新农村（含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加之创业的零准入带动农民工返乡投资。

　　　　四、守卫底线的政策：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

　　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征地、矿产资源开发等引发的社会矛盾积累的比较多，如果各级政府不能很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政府扩大内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动下，若进一步激化征地和矿产资源开发的矛盾，则2009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比率可能要超过往年。

　　总之，世界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非常有可能将金融危机转化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动力。当然，前提是我们不能搞那种靠低价征地，高价卖地的房地产财政和经济来继续推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