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利申请与自主创新

        美国合众国际社2月10日文章，原题：中国已成为一个专利大国了吗？其实很早就了解到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在持续增加，且总的数量非常大。但实话实说，根据我们身边了解到的情况，我国自主创新情况其实并没有专利申请数量来的乐观。

 现象：

      最近经常有关于中国正成为专利大国的说法，如在申请数量上将于2010年和2011年分别超越日美……中国的华为则凭借1737条国际专利成为2008年专利权排名第一的公司。这对正成长为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振奋人心的消息。然而，如同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剧增并不能反映创新能力一样，专利申请的增加也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首先，日益增加的专利申请是中国关注科技发展的战略转变的结果。中国科技领导层已对工程师评定采用新标准，不再只看重论文数，还调查他们的知识产权数量。据报道，政府部门甚至使用金钱激励制来鼓励科学家获取专利。

　　在中国日益关注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华为成就显著。但它只是个例外。尽管从2001年起，中国的专利申请以平均20％的增幅逐年递增，但发明专利仅占申请总量的1/3。国内发明家普遍倾向于设计专利或现有产品改进上的专利。

　　更重要的是，中国从1991年起提交的130万条专利申请中，几乎近一半来自海外机构，来自国内企业的只占19％。在中国迄今通过的约29万条专利中，近2/3权授予了外国人，而且大多数是跨国公司。还有很大一部分专利权授予了教育机构。

问题与思考：

　　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具有研发能力，但在创新方面仍显不足。换句话说，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在利用创新技术产生出经济效益方面还没取得显著进展。

　　专利数越多就意味着企业、学术机构在这方面的支出浪费越多。因此，看似喜人的专利统计就会令人不安。但愿中国在专利方面不要再走上还没破灭的论文发表泡沫的老路。

        从国际角度来看，真正的创新主体应该是企业。创新(不仅是技术)是企业获得竞争力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企业立足于自身情况，结合对市场的理解和预期，把专利开发和生产有效结合，这应该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状况。如何把专利真正与企业创新结合，是下一步工作的关键。

评论与观点：

        从一项技术开始研究、开发直到形成产品投入市场的整个过程看，在科研开发阶段，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只占全部投入的20%，可以解决80%的技术问题，而在产品化推广阶段，产品和市场部门则需要投入另外80%的资源来解决剩下的20%的问题。

　　在中国要想发展原先被国外公司垄断的产业，仅仅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仅靠产学研合作也是不够的，政府和用户这两支重要的力量应该积极参与进来，实现“产、学、研、用、政”的大合作。

　　20多年来，“市场换技术”、“人力资源换技术”、“土地换技术”等招数并没有获得所谓技术溢出的效果，手机、PC、彩电、相机、汽车等许多高科技行业的命脉仍然被国外厂商控制，中国企业的整体技术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提升。相反，OEM带来的同质化和价格战把国产厂商引入了低水平竞争的深渊，限制了国产厂商的技术发展空间。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新书《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中，甚至发出了“中国高科技只是一场‘幻象’”的惊人之语。然而，现实也罢，幻象也罢，我们这些从业者仍然需要耐下性子，静下心来寻找出路，想想“中国企业的未来在哪里”这类沉重的话题。

　　诚然，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几家上市IT企业的财务分析来判断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整体态势，把“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两个范畴不一的概念相提并论也是值得商榷的，由此进而断言中国高科技的整体发展状况更是值得质疑的。来自大洋彼岸的另一种声音表达了与郎氏不同的观点。2005年底，美国联邦政府的智囊机构——哈特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了一份《中国向前跳了一大步》的科技竞争力分析报告，认为在科技及军事等方面，中国已取得很大进展，开始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中国人在航空航天、超级计算机、CPU芯片、纳米、生物技术等领域的进步，让美国国内对中国科技力量的担忧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科技威胁论”甚嚣尘上。是美国人小题大做了，还是“郎监管”过于悲观了?我看都不是，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从弱变强的一个过程。既然是过程，问题就在所难免。国家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加速这一过程，解决其中的问题。

　　企业天生该是创新主体

　　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存在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差距。中国的高技术研发系统是在几乎为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解放后的两弹一星到今天的载人航天等一系列的重大科技成果都是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三五十年的持续积累所取得的。举个例子，在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制造的大和号战列舰排水量达6万吨，其上安装主炮的口径达到460毫米，发射的炮弹重量近一吨，射程超过10公里。而在当时的中国，我们的汉阳兵工厂仅能制造普通的步枪和机枪，甚至没有一个工厂可以生产一辆普通卡车。多大的差距!正因为看到了这样的差距，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拥有了先进航天技术等一系列的科技成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想象，依靠“幻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送上太空，依靠“幻象”我们能制造出国际水平的超级计算机。其次是方法问题。中国的高科技研究开发需要集中各种资源，包括国家的和企业的，也包括可以利用的其他资源。其中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企业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强大，国家提出让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其实，企业天生就应该是创新主体。创新(不仅是技术)是企业获得竞争力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企业相对更接近市场需求，更容易判断创新成果的有效性，企业的业绩压力也使技术创新成果能更快速转化，并直接带来收益，因此企业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创新。然而，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开始认同企业是创新主体呢?正是因为在过去的产业结构和科研体制中，很多应该由企业来做的创新工作都被高校或科研院所做了，这是严重的角色错位!现在提企业是创新主体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创新需要合理分工

　　当然，在中国现有的科研体系结构下，企业要成为创新主体，还要和高校、科研院所等第三方机构做好分工，实现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而这同样需要我们进行不懈的探索。以曙光为例，作为一家早期从中科院计算所下属机构逐渐转型过来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研究所文化和市场所需要的企业文化就曾经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冲突和碰撞。在研究所，强调得更多的是技术指标和拼搏的科学精神;而在企业，市场和客户才是指挥棒。2000年左右，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曾经一度作为研发部门并入曙光公司，但合并没有取得成功，研发中心最终还是回到了计算所。因为独立的第三方研究机构和公司的研发部门所承担的创新方向是不同的，创新文化是不同的，对创新的管理制度也是不同的。现在智能中心的创新重点是前瞻性、基础性、产业性的技术，曙光自身的研发团队除参与智能中心的相关研发项目外，重点放在产品、方案、实用性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二者间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创新合作机制。

　　我们统计发现，一项科研成果要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智能中心和曙光公司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研究问题和所需要投入的资源基本上是符合20/80定律的。具体来说，从一项技术开始研究、开发直到形成产品投入市场的整个过程看，在科研开发阶段，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只占全部投入的20%，可以解决80%的技术问题，而在产品化推广阶段，产品和市场部门则需要投入另外80%的资源来解决剩下的20%的问题。曙光十多年成功的经验就是很好地协调了研究开发和产品化推广之间的各种关系。

　　政府用户助推企业创新

　　以往我们强调的比较多的是产学研合作，往往忽视了政府和用户的作用。在一个后进的、发展中的、弱势的、甚至不太规范的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决不是“守夜人”那么简单，身土不二的国民精神也同等重要，因为核心技术最终还是用户用出来的。在中国要想发展像高性能计算机这样原先被国外公司垄断的产业，仅仅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仅靠产学研合作也是不够的，政府和用户这两支重要的力量应该积极参与进来，实现“产、学、研、用、政”的大合作。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政府的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研究相关的政策。

　　“长期做OEM绝不会令你做得更好。目前中国人均GDP为1000美元，有些地区可能3000美元，在这种经济水平下做OEM 是可行的，但步入国际中等收入水平时，就必须有其它做法，比如:建立有独立品牌的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创新等。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其实已经都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所谓专利壁垒，并非是阻碍中国企业发展的关键，因为这些壁垒不可能仅仅针对中国企业。因此，中国企业应该多去考虑如何与大学结成联盟，深入研究技术，培养研发人员等长期扎实的工作。中国要想繁荣，就必须走这条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迈克尔·波特在诊断中国企业时说过的这番话让我感触颇深，对中国企业而言，自主创新、开放合作才是出路，而企业更要成为创新主体。

　　中国的高技术企业经过了改革开发后20多年的发展，正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尽管困难很多，尽管还有很多机制需要完善，但是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工作，少一点哗众取宠的评判，多一点实事求是的分析，相信我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几代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