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表象，把握自主创新问题的实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元访谈实录

 

　　科技日报记者　张晶

 

    高端访谈

 

　　■ 核心观点

 

　　●20—30年乃至以后，新能源产业无论是对整个经济的刺激和拉动还是在技术革新方面，它都很难把集聚的财富能量释放出去。

 

　　●我以为新的技术革命已然发生，其本质就是引起了人类获取、使用、分配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只有把新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才有可能极大地刺激新技术的应用，从而激励不竭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正在于此。

 

　　●新产品进入市场后能否真正产生财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产业实际发展来讲，它需要的更多的是符合其市场竞争策略的适宜性的技术，而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它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能够满足企业竞争战略或经营策略的要求。

 

　　遭受金融风暴侵袭，企业发展情况迥异，造成差异的根源在哪里？新产品，新市场，新模式，企业追求新的商业模式，缔造行业领军品牌，商业模式的本质又是什么？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元接受记者采访，深入分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

 

　　企业的自主性是抵御金融风暴的关键

 

　　2008年年底，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骤然而至，我国长三角、珠三角首当其冲。依靠“三来一补”成长的东莞市转眼间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中国家电业聚集地之一的顺德市出现了大批企业关门，随之而来的农民潮冲击着广州火车站。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侵入我国实体经济之时，自主创新成为抵御风暴冲击，解决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的主要途径。

 

　　科技日报：自主创新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更不是关起门来从头开始，而是在开放环境下的自主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开放中创新带给中国很多竞争与机遇。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对于自主创新的开放性是不是有更深入的理解？

 

　　王元：应当说，我国对于开放始终是明确、坚定的。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社会也不可能有如此深刻的变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引进外资、发展“三来一补”加工业和实行进口替代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引进了外资，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学习和能力积累的过程，使我国企业学到了为谁生产、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比如，当时国内根本没有家用汽车的车型设计，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汽车能够进入家庭。

 

　　在社会经济迅速变革的今天，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能与外界进行广泛的人才、技术、信息等的交流，也才能不断地吸收、借鉴国际上最先进的思想、理念、技术等，在先进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关起门来搞创新，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必须明确一点，在开放环境中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落脚点。

 

　　科技日报：当金融危机冲击长三角、珠三角时，企业抵御风暴的能力表现出了很大差异。在东莞，那些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企业逆势增长，劳动密集型的、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倒闭了很多。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王元：先要弄清两个概念，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立自主品牌是以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基础的，但它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占领市场，扩大市场空间。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够开发出自主品牌。自主品牌表现出来的是对市场和营销渠道的控制能力，并以此实现利润。

 

　　在此次金融风暴中，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同表现出一定的规律。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三来一补”的发展方式会很快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但由于它的发展要完全依赖于贸易对象国、委托商和营销渠道，因此当贸易对象国市场缩小，代理商、销售商的营销渠道受阻，企业发展就会面临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贬斥这种发展方式，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盈利方式而会长期存在，而且伴随着“干中学”，它在过去乃至将来都会对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企业拥有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关键在于企业运营本身拥有自主性。那么，什么是企业的自主性？企业的自主性就是企业拥有自己能够控制的市场和营销渠道，并且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投资、研发产品。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三来一补”企业能否抵御风暴的侵袭，已经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

 

　　科技日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和产业革命浪潮中占领优势地位，西方发达国家立刻推出“绿色新政”，大力促进新能源等相关产业发展。在这种新的产业竞争趋势下，创新的哪些方面最值得关注？

 

　　王元：从表象上看，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出了问题，核心问题在于第一次信息技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导致财富大量积累，但现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还没有提供一个可供全球投资者“蜂拥”的技术变革。现在新能源产业在世界各国都搞的红红火火，但我认为，在20—30年内对原有产业都不可能全面替代。20—30年后，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在二次能源中占的比例将迅速上升，但能源结构还会是以化石能源为主。无论是对整个经济的刺激和拉动还是在技术革新方面，它都很难把集聚的财富能量释放出去。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与以往的历次科技革命不同，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确实出现了被我称之为明显的“技术时代特征”，其本质就是低碳、智能、泛在和可持续。与过去不同，它不是以一种主导产品或主导技术为基础，而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发展价值观为指引，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发生的技术创新为特征；它不是发生在一个或若干个技术领先的领域，而是一种全球化的广泛过程；它也不是简单地从生产领域发起，而是迅速地遍布生产、社会、消费、投资的一种“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的技术革命已然发生，其本质就是引起了人类获取、使用、分配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我相信，也许再过5年或10年，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影响，就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信息、互联网的感知一样。因此，我国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决定我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有什么地位的重要举措。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需要研究的东西还很多，无论是技术层面、商业模式层面，还是政府层面。

 

　　在这一背景下，还必须关注另一个方面：我国传统产业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它对创新也提出了要求。

 

　　第一，大规模的重组正在频繁发生，使中国的产业组织面临更为激烈和急剧的竞争。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中心城市之间正在形成密集的半小时的经济圈、一小时的经济圈。快速道路的打通，使得城市间的重构现在正越来越快地进行调整。

 

　　第二，成为领先企业的条件正在逐步具备。就企业创新而言，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部门，总是有领先企业、跟随企业、模仿企业。中国过去在传统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基本上是一个模仿性的角色，而在长期竞争过程中，很多产业部门已经出现了成为世界领先企业的可能性。

 

　　第三，企业对技术的有效需求正在陡增。从整个科技投入来看，2009年企业研发投入已占研发总投入的近74%，越来越多的企业想拿出钱来研发新产品、新技术。

 

　　第四，创业板出现之后，风投对企业前端创新活动的投入变得更加积极。以前，整个风险创业投入约有80%是朝向后端的，是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财务投资人。现在，创业板的启动肯定对风险投资朝向前端的投入越来越有利。

 

　　第五，产业会进一步细分，特别是传统产业。

 

　　对于我国传统产业发生的变化，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第一，过去我们更多地重视产业前端技术的解决，但在产业创新过程中，机制总是瞄向最终产品或工艺技术装备，总是和产业链条上的相关企业、零部件生产、企业总装等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传统产业要沿着产业链组织创新。第二，通常我们认为，越高端的技术、越先进的技术越好，实际上这些技术往往是与产业的竞争策略脱节的。对企业或行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必须紧跟产业的竞争策略。

 

　　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创造投资的回报

 

　　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有可能让企业破茧新生，成为未来市场的领导者。我们看到短短几年间，基于互联网用户环境与条件，亚马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零售商，中国本土B2B电子商务模式造就了阿里巴巴的辉煌，即需即供下的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构成了海尔“趋势发布”的内生动力。被称为“山寨之父”的联发科认为，山寨机是一种从低端产生的破坏式创新，也应视为创新商业模式。一时间，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了业界、学界讨论的高频词。

 

　　科技日报：在“推进珠三角一体化”座谈会上，您曾提出，要加快培育和引入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要重视技术创新,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这些技术成为产业的主导技术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简言之，商业模式的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为什么？

 

　　王元：创新是一个经济过程，不是一个技术过程。创新的内涵就是通过新的工艺、产品、组织、管理和方法，来创造新的投资和回报。

 

　　商业模式的本质，是能够把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合起来，面对潜在的或者显在的市场来创造投资的回报。从投资到回报，这是商业模式需要把握的两点。怎样才能创造回报？这和管理模式、运营方式、进入市场的技巧以及技术本身的变化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我认为，山寨手机就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这种商业模式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开放性的技术平台，任何厂商都能在这个技术平台上获得手机设计的共性技术，同时又可以满足厂商所掌握的销售市场，为各行业、为不同的消费群体专门定制手机。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极大地降低了手机的成本，而极低的成本又可以使它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推出新产品。

 

　　科技日报：如果商业模式创新的外沿不断扩大，就会与知识产权保护发生冲突。山寨手机就面临这样的指责。您怎么看？

 

　　王元：如果说它与知识产权有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就在于，市场上的山寨手机产品跟踪大的厂商进行生产，而且成本更低，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并不是我所说的商业模式。事实上，山寨机生产商完全有能力不跟踪大的手机商。现在，有很多人们眼中的山寨机生产商，他们也有大的专业设计公司支持，是不跟踪大厂商的，只是他们生产的产品还不是知名品牌。

 

　　现在，只要能够创造出一种技术平台，提供共性技术，厂商完全有相应的技术能力和技术特色，生产出不同用户所需要的产品。这和现在的技术本身有很大关系。所以，以山寨手机为基本模型的商业模式将会被仿效，会在很多领域出现。

 

　　必须强调一点，商业模式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把包括技术在内的其他要素组合起来，组合成一种产品，再卖到市场。过去，我国发展节能灯，通常由政府出资购买并安装，提供给公用照明。能源合同制则是对采用新、老产品所需付出的全额成本进行核算，两者之间的差额通过能源合同的方式进行补偿。这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不仅激发了厂商的生产积极性，政府使用的积极性，还可以节约大量资金。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只有把新技术的生产者、使用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才有可能极大地刺激新技术的应用，从而激励不竭的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正在于此。

 

　　科技日报：商业模式创新强化了一点，从技术研发到生产产品再到进入市场，创新是一个全链条过程。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都给予前端的技术研发很多扶持，对于后端的支持力度却不够。怎样才能扶持全链条的创新？

 

　　王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了前端，更多地注重增加供给。比如，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对企业进行税收优惠等措施增强技术创新的产出能力。但是忽视了刺激创造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进入市场的需求。因此现在的政策设计中，我们越来越强调政府创造市场需求的政策。设计需求政策的时候，关键的问题是政府要为新产品的投资者提供持续、明确的市场预期。我国提出2020年新能源利用总量达到能源消耗的20%，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信息。同时，政府要对明确的市场信号提供新技术大规模进入市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建设智能电网，以此保障利用太阳能和风能所发的电能够进入电网。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虽然对前端给予了大力扶持，但是在整个国家计划安排当中，包括资源配置当中，比较偏重于单向技术的研发，对产业系统性的技术改进则关注不够。以汽车行业为例，我们通常关注于发动机系统或某一个系统的研发，也有了一些独到的技术，但是整车的设计和开发仍处于较低水平。汽车行业的现象不是个案，可以看到我国很多产业都面临先进企业和使用落后装备依然生产的企业并存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技术含量仍比较低的现实要求我们，在对整个创新链条进行政策扶持的时候，不仅要从前端转向后端，还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国家计划安排。

 

　　成功的技术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

 

　　我国大型企业集团，拥有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优势，多数企业集团却将模仿作为基本战略。一些企业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却没能在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很多科教大省（市），多项举措力促科教优势转变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却在实践中面临种种问题。这些现象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制约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科技日报：《国家大型企业集团创新能力研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我国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创新“九成模仿、一成突破”。事实上，许多中小企业的创新热情却非常高涨。为什么我国大型国企普遍缺乏技术创新的活力？

 

　　王元：大型企业集团对创新的投入和激励不足，中小企业是创新的非常活跃的主体，这个判断是对的。但这个问题要分三个层次来分析。

 

　　第一，大企业相对集中在资源垄断性行业，在这些行业中，企业研发投入的绝对额大，但是相对于企业总投入、总产出的庞大基数，研发投入所占比例总是很小。当然，与国外相比我国大企业集团的研发投入还是低的。需要指出的是，渐近性创新是这些行业技术创新最主要的特点，沿着原有的技术基础不断进行改进就是其基本的技术创新路线。同时，由于我国资源垄断性的大企业集团在国际分工中是一个模仿者和跟随者，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购买现成的技术。

 

　　第二，我国大型企业集团都是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考核的重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命也有一定年限。企业创新需要一个长期的、战略性的安排，创新的投入也必然要面对挫败的风险。这和大国企考核机制、管理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相互矛盾。因此大型国企集团很难有强烈的动力去承担风险，进行长期的战略性投资。与大企业不同，小企业很多都是创业者，他们从无到小，从小到大，需要在不断创新中获得成长，因此表现出巨大的活力。

 

　　第三，为了推进我国自主创新的进程，需要在制度和政策设计上针对大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进行改革。

 

　　科技日报：创新过程是一个市场实现的过程，单项技术的突破并不意味着企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那么，企业运行机制适应市场的能力是不是影响企业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大问题？

 

　　王元：放宽视角，我们对国家、地区、企业间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新产品进入市场后能否真正产生财富，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国家决定建设绵阳科技城，就是为了发挥绵阳的科技优势，解决军民结合问题。大家通常认为，由于军事保密、激励机制不够等原因，军不转民的问题会制约区域创新。事实上，绵阳的创新问题在于民不纳军。当地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非常低，投资环境、产业基础、生产的配套能力，市场的营销渠道都亟待改进，因此绵阳科技城的大部分军工院所和企业的技术成果转化都在沿海地区。

 

　　11年前，比尔·盖茨就提出未来的时代是平面计算机的时代，这个判断一定有技术储备做支撑。但是，最先进入这个市场的却是苹果。这是和整个市场资源的配置和企业对市场机会的把握能力密切相关的。新产品选择什么样的时机进入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技术进入市场很快被淘汰，并不是技术不先进，而可能是因为市场成熟度不够，或是市场本身对它没有偏爱。成功的技术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

 

　　科技日报：很多地方纷纷把推动科教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作为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但在转化过程中却面临种种困难。是什么阻碍了这种转变？如果放大到国家层面，这是不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重大制约因素？

 

　　王元：科教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受阻，这是一个表面现象。深入分析，这反映出我国研发组织制度存在一些问题。这是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在讲我国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经常拿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成果转化率达到60%—70%做比较。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被忽视了。无论理科、工科还是社会科学的教育都是直接对应于现代知识体系的，这种知识体系和我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间有着差别。大学的知识体系更先进。但是，从产业实际发展来讲，它需要的更多的是符合其市场竞争策略的适宜性的技术，而不是最先进的技术，它必须能够解决问题，能够满足企业竞争战略或经营策略的要求。

 

　　一定要提高科研院所和公共基础服务机构对产业的支持。为什么这么讲？第一，科研院所和公共基础服务机构要解决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共性技术问题。第二，科研院所要比大学更贴近企业和产业的需求，要帮助企业和产业所需要解决的，特殊性的和以应用为特征的技术研发问题。对公共服务技术机构来讲，就要面对更低技术需求的中小企业，为他们提供工艺流程设计，为他们提供产品生产的共性技术装备的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测试、试验的手段。现在，这两方面相对薄弱。

 

　　需要指出的是，在研发组织体系当中，大学承担的是知识创造和人才的培养，要给大学能够踏踏实实去自由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稳定的、基本的财政支持。但是从目前科研经费和科学家的收入来源看，大部分都来自项目。在大学过于强调科研项目的成果转化率，可能会使大学有越来越强的功利主义的倾向。无论对大学、科研院所还是公共基础服务机构，都需要给予他们自主确定研发方向，自主支配资源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们没有。

 

本篇文章来源于 科技网|www.st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