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新规划紧扣世情国情科情

——访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起草组组

科技日报记者： 陈磊

     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经正式颁布。规划战略研究首次采用了什么方法？规划对于世情、国情和科情有怎样的判断，有什么新亮点？规划的具体指标如何制定，如何选择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部署科技发展的重点？规划科技政策的设计理念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就上述问题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规划研究首次采用国家愿景分析并制定国家技术路线图

    科技日报：规划早在2008年就正式启动，并开展相关战略研究。这次规划战略研究有什么特点？

    王元：战略研究离不开考量国内国际大背景的变化。我国自2006年实施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以来，推动科技创新和进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不是政治姿态，而是与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具体表现在，科技投入持续增长，高校院所和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日益增强；同时，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在国际的影响力不断放大，世界经济走向多极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这意味着，战略研究的关注视角已经延伸到全球范围。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起步于2008年。2009年，我们组织各个领域的研究机构开展了15个战略研究专题，涉及科技发展总体战略、国家愿景、国际战略、科技资源空间布局、重大专项、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发展重大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化及环境建设、社会发展领域重大科技问题、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国家创新体系及政策法规保障、国家科技计划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科技创新能力及国家重大创新基地、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及科学普及、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等。战略研究基础较为扎实，力求对世情、国情和科情有比较全面、准确的把握。

    科技日报：规划如何体现与国家“十二五”规划，以及现有的中长期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划的协调和衔接？

    王元：规划贯彻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部署，紧扣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和科学发展的主题，突出“十二五”的重点工作和重大任务，加强衔接性；同时，规划深入贯彻实施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注重了与中长期人才、教育规划纲要的衔接，突出纲领性；还通过征求部门、地方的意见和开展对地方规划的咨询，加强对部门和地方科技规划的统筹，强化指导性。

    科技日报：作为“十二五”科技规划的主要参与者，您能否谈一下本次规划研制的特点？

    王元：你刚才已经提到，首先，规划注重与已有的规划以及同时并行的其他战略研究的衔接、协调，规划中有很多判断、主张和部署也借鉴和吸收了中长期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规划的内容。

    其次，我们第一次开展对“十二五”及未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愿景研究。过去预测往往采用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这次规划研究过程中，采用目标约束的方法，通过“自上而下”的科学设计、模型演算与“自下而上”的调研与专家智慧凝练，围绕愿景分析的主线，对“十二五”及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与科技需求等重点问题进行研究。

    第三，我们首次在规划的重点领域进行国家技术路线图的制定。研究人员按照产品、工程、领域方向等达成目标进行技术群的分解，对技术群的专利池、同一技术方向可采用的技术路径等进行了系统分析。

    此外，我们更加主动、常态化地了解部门行业和企业意见。规划历经战略研究、集中编制、征求意见、论证审议等阶段，广泛听取了科技界及各方意见，上百个研究机构、上千名专家参与，集中修改达几十余次。

    中国经济结构在下个十年将处于最为活跃的变动时期

    科技日报：正如你所说，规划研制离不开国际视野，需要对世界科技发展作出整体判断，你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王元：我认为，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技术的时代特征”。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都在把握和追循一个主题，即绿色、智能和泛在。各国都罕见而频繁地提出创新战略，各个领域正呈现出群体性突破态势，科学、技术一体化特征愈加明显，研发的全球化迅速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及其频繁和罕见地颁布框架和战略。与过去不同，它不是以一种主导产品或主导技术为基础，而是以具有革命性的发展价值观为指引；它也不是简单地从生产领域发起，而是变成迅速遍布生产、社会、消费、投资等几乎所有领域的 “集体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新的技术革命已然发生，其本质就是引起了人类获取、使用、分配和消费财富的行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60年的沉寂，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百年的周期，应该出现重大科技突破，但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于互联网、个人电脑、手机这样影响全球经济和产业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我相信，也许再过5年或10年，我们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这场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影响，就如上世纪我们对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感知一样。

    科技日报：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面临怎样的形势？规划制定的背景和依据是什么？

    王元：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意味着中国将继续赶超美国。中国在下一个十年中，整个经济结构将处于历史上最为活跃的变动时期，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出现一些新兴部门和新兴地区。虽然我国人均GDP水平低，但我们也注意到人均GDP的结构特点，即人均GDP接近或者超过1万美金的人口预计将近3亿人口，导致了中国形成一个非常巨大而层次丰富的国内市场。随着高速路和高速轮轨网的逐渐形成和密集，使得城市与城市之间形成半小时或一小时经济圈，城市群和城市连绵带快速形成，给科技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产生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有条件并有可能成为全球产业的领先企业。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整个产业开始进入一个完全成本的时代。也就是说，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性的需求日益突出。中国的国内政策对国际影响力提高，因此，我们在政策制定过程当中要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理念，注重科学性和合法性。

    科技政策设计从强调增加供给到注重刺激需求

    科技日报：那么，如何客观地评价我国的科技实力？在规划的发展目标中，有两个具体的预期性指标，即“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目前第21位上升至前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力争达到55%”，这个目标是怎么得出来的？

    王元：中国科技发展已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全社会对创新的有效需求明显增长；二是科技的跟进能力明显增强。当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还远未成为科技强国，距世界最主要创新型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讲到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举个例子，就是现代几乎所有的工业制成品，从曲别针到麦克风到复印机，都不是中国人首先发明出来的。所以，这就是我国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将它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评估和预测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呢？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从2006年起开展国家创新指数研究，建立了包括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与应用、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和创新环境5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占世界R&D经费总量98%、全球GDP总量88%的40个国家作为评价对象，通过综合测算，中国目前科技的综合能力排在21位，处于中上水平，预计在“十二五”进入前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是指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这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它反映在经济增长中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大作用的相对关系。然而，在具体计量中，技术进步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既包括了新技术、新工艺等引入，也包括了企业组织结构、人员素质、管理方式方法，以及营销网络等等方面的变化。就现有的统计指标和统计技术看，还很难对其进行具项的分解计量。因此，科技进步贡献率目前还很难进行国际间的比较，加之其波动性较大也不宜用于短期观察，但它可以被用来对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分析和监测。同时，由于决定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多，此项指标不能被简单地作为判断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不适合进行地区间的比较。据初步计算，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在50%以下，力争“十二五”达到55%。

    科技日报：规划对“十二五”时期科技发展选择了8个指标，你看重哪些指标？如何解读？

    王元：我认为有两项指标是核心指标，一个是“R&D占GDP的比重达到2.2%”。这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

    科技日报：这也是“十一五”规划纲要中3个没达标的指标之一。

    王元：是的，R&D经费与GDP的比值是科技投入强度指标，反映了全社会对科技和创新的投入力度，也是一个反映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指标。因此，R&D/GDP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2010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7062.6亿元，各类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达到73.4%，这说明中国投资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对未来获取财富有一种预期。如果按照整个“十二五”规划年均7%的经济增长速度来计算，按照2.2%的比重，到2015年中国当年全社会的研发总量、总投入将超过1.3万亿，这是非常大的数字。研发投入不是简单的生产成本支出，而是国家和企业对未来的投资，这必将改变企业与企业、区域与区域的竞争格局。

    第二个指标就是“研发人员投入强度是43人年/万就业人员”，它反映了劳动力或者说是职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研发人员在就业人员中的数量或比重增加，将有更多的人在从事新产品、新工艺技术装备的研发，这无疑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科技日报：规划进行了哪些主要部署？

    王元：整个规划的基本思路是坚持把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根本任务，坚持把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增强科技长远发展能力作为战略重点，坚持把科技惠及民生作为本质要求，坚持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5个方面的基本思路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一个是强调民生，一个是强调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规划从8个方面进行主要部署。一是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飞机、新药创制、集成电路等领域会有较大突破，并带动其他产业群的发展。二是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科技规划角度，一方面是支撑，从7个方面重点解决关键技术和技术集成问题，另一方面是培育。三是推进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加强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促进重点产业技术升级，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大力加强民生科技，建立支撑可持续发展的能源资源环境技术体系。四是前瞻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与“十一五”不同，规划更强调基础研究重要性和实际投入，加大稳定支持力度，为自由探索提供更多条件和保障。五是加强科技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布局，加强科技条件资源的开发应用，推进科技平台建设和开放共享。六是大力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这次规划第一次把人才单列一章进行论述和部署，谈人才必须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要回答“钱学森之问”，需要从教育培养体制、研发环境、管理评价等角度破题。七是提升科技开放与合作水平，自主创新本身是强调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主导地位，但创新必然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八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这是一个复杂工程，要选好切入口，让它具有可操作性。科技部也在推进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和经费改革，就是要使国家目标导向与产业发展方向结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推进知识创新工程和技术创新工程，加强教育和科研的结合、科技成果的转化，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快建立现代院所制度。

    科技日报：国家“十二五”科技发展的政策，在设计理念发生了什么变化？

    王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把政策的关注点放在了前端，即更多地注重增加供给，如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对企业进行税收优惠等措施增强技术创新的产出能力。但是忽视了刺激创造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进入市场的需求。因此，我们越来越强调政府创造市场需求的政策。设计需求政策的时候，关键是政府要为新产品的投资者提供持续、明确的市场预期，如健全投融资体制机制，提高科技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政府采购、消费补贴创新商业模式、放大市场需求，等等。此外，我们要真正认识到深化开放的重要性，大力提升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