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

这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一份研究报告的部分重要结论，报告列举理由建议中国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调整政府和市场、民营部门以及社会的作用，以达到2030年建成高收入社会的目标。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提出了中国应对未来二十年所面临的风险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说：“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中国的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非常成功，但需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新的挑战。

他说：“改革具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中国现已到达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管理好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充满挑战性；此外，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全球环境很可能仍不确定且跌宕起伏，转变战略的必要性就显得愈加重要。”

他说：“中国有机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包容性增长，同时防止进一步侵害环境，并继续努力成为国际经济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

佐利克说：“报告结论的中心内容是中国需要推进国内金融基础的现代化，在各级政府建立一个公共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具有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在更精简、更强有力的机构监管下运作，协助为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议程提供融资。”

“有了更强大、更灵活的金融部门，促进创新，以绿色增长为发展动力，改革议程就能带来国内增加就业和提高生产率的机会，同时也为外国企业带来新的机会。”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随着中国到达在目前经济结构中以目前技术水平所能带来的增长极限，中国的增长速度在2030年之前将会逐渐下降，这一点也得到研究报告结论的支持。报告主张，中国的决策者须从只注重增长的数量转向兼顾增长的质量。

报告列举理由建议政府重新界定其职能——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制度、规则和法律上——以促进高效生产，促进竞争，减少风险。报告建议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作用，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实现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降低私营企业进入的壁垒，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改革须包括推进银行系统的商业化，逐步取消利率管制，深化资本市场，进一步建立独立的、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来支持中国的金融部门最终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未来二十年的金融部门改革应该是果断、全面和配套的改革，按照一个合理排序的路线图推进。一个优先重点是按照市场原则推进利率的自由化。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优先重点须放在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推广土地登记和租赁。为了配合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变户籍制度（户口制度）是一个优先重点。虽然户口制度改革的进展还取决于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平衡各级政府的收入筹措与支出职能，但须开始着手，并在2030年前完成。

为了加快创新速度，报告主张加大力度建立覆盖全国的研究网络，采取措施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及其与全球网络的联系，配合加强法制和知识产权执法。报告指出，形成这样一种开放型的创新体系是从全球创新网络中充分受益的先决条件。

中国要推进绿色发展议程，就需要着眼于长期的市场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和居民走向绿色。这包括增加公共投资，改进法规的设计和执行，与税费、可交易的排污许可和配额、绿色生态标签等市场激励机制相互配合。中国实施严格且有效的政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可能成为全球绿色技术的领导者。严厉的减排政策，如碳交易、碳税等，可以刺激绿色技术创新。

报告指出，要扭转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趋势，中国需要把重点放在建立适合2030年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上，尤其要重视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报告阐述了提供“灵活安全性”的理由，这可以包括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使职工在年老或失业时得到妥善帮助，也可以确保养老保险的全面覆盖，尤其是对农民和城市里的农民工。报告还告诫说，要把目前城市同等水平的服务和社会保障扩大到超过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会给财政带来很大负担，实施时须审慎。

为了给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优先重点筹资，也为了应对外来冲击，报告建议进一步推进财政体系改革，包括提高收入筹措的效率，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公共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收入方面仍有尚未挖掘的潜力，可以通过提高对能源消耗的税收，收取国有企业的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机动车税和房地产税等方式挖掘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