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0日，美国前副国务卿Thomas Pickering和诺贝尔奖获得者Peter Agre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年会上发言，表示科学外交有助于减少冲突、促进和平。

2009年4月，中国科学和教育界高层与美国同行在加州圣地亚哥大学会面，研讨两国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科学研究中的道德标准。此次会议保持了低调，没有在媒体上报道，但其意义显而易见：在冷战时期，两个国家站在对立面，现在他们加强合作，促进21世纪的科学发展。这次会议后，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了朝鲜，叙利亚，古巴和其他几个国家。这些特派使团的出访揭示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以研究人员、外交官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合作为特点，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即使政府间关系紧张，两国间的科学界也能够合作，共同应对传染病、地震工程、能源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挑战。

Agre和Pickering表示，美国白宫和国会做出了发挥科学外交巨大潜力的姿态，但在今后，他们仍然需要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并确保科学外交得到成功开展所必需的资源支持。政府还应尽快增加为外国医生，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的H1-B签证总数。在美国大学工作或学习的外国科学家为人类的福祉和美国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往往成为非正式的美国海外亲善大使。

科学外交并不是一个新提法。美国和中国在1979年签署的协议为双边科技合作做好铺垫，并为两国带来缓和紧张局势、数十亿的经济项目等巨大效益。美国和前苏联的非政府组织间的科学交流促成冷战的解冻，这些科学合作很少获得政府支持。

科学是跨越国界的宽领域的活动，因此科学家的合作可以促进民间的友好往来。圣地亚哥大学在High tech High特许学校项目中有一项重要行动：生物教师Jay Vavra两次带领学生到非洲研究野生动物肉类和濒危动物的非法贸易。他们与动物看守员和部落领袖一同工作，他们使用先进的DNA条形码编码技术，分析肉类追踪偷猎者。这种行动在推进科学合作的同时支持了地球的和平与健康。

奥巴马在就职时承诺要“使科学回归其位”。2009年6月，在开罗，奥巴马许诺与穆斯林世界进行一系列的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2009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任命三名科学特使，以促进同其他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一个全球面临诸多挑战的复杂时代，科学外交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冲突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