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CC曾于1949年1月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达了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的热忱心愿。然而，在乐氏等人日益变本加厉的迫害下，CC认为，“把一个纯学术问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所以，“即使有极大的耐心，我的同事们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国把遗传学从灭亡中拯救出来。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忠于李森科学说，否则只有离开。”他感觉自己“一腔热情，报国无门”，“所学无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CC决定离国出走。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离国出走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叛国，所以风险极大。1950年2月寒假，CC在上海的母亲病重。CC认为时机已到，遂将几个月里思考再三的出走计划向克拉拉和盘托出。为减少风险，夫妇俩决定将出走之事做得隐蔽一些，甚至把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使人看起来他们还准备回来。
　　195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CC夫妇一直没有入睡。午夜之后，CC悄悄敲响了邻居林传光教授的门。林教授开门一看，CC正神情沮丧地站在那里。稍后才明白这很可能是最后的告别，CC即将挈妇携雏远渡重洋。林教授一时目瞪口呆，竟不知说什么好。等到CC告辞回去了，林教授这才完全醒悟过来，赶忙穿好衣服，赶到CC家，劝告CC万万不可出此下策。否则万一被捕，那时就后悔莫及了。但CC去意已决，不愿臣服于乐天宇而苟且偷生。不论林教授如何恳求，他也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CC一家由北京农业大学宿舍去前门火车站。临走之前，CC特意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信，信中称“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到达火车站时，俞大绂率陈延熙、王焕如、陈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送行，“挥泪拜别”。尽管CC 表示一旦其母病好出院就回来，但大家心里都有些数，只是装着不知道。彼此握手道别，共事多年的好友从此永隔天涯。

在上海呆了两天后，CC一家坐火车去广州。1950年3月12日，CC 怀里抱着4岁的女儿和克拉拉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在桥的另一端，CC的二哥正等着他们。他将CC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龙的公寓里，CC在那里住了14个月。

CC在当时为什么会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抛弃所有家产而离开中国呢？须知那是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反五反，反右远远还没有开始。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见解不同而受到迫害在新中国还是闻所未闻的事。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人不会倾家荡产离家出走。

所有关于CC的传记/回忆录对此大多语焉不详，而CC本人在1998年匹兹堡大学校刊记者所作的一次谈访中也仅仅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double-talk）。对张三，你说这，对李四，你说那。其次，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再见”[5].

事实上，在当局得知CC离沪几天之后，CC在北京的家里就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将家里搜查了一遍，但也没搜出任何可疑之处，结果就派人在CC家驻守了几天。

倾家荡产、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已经是不可思议，CC为何在出走之前又要施放烟幕弹来麻痹迷惑一些人呢？或许CC认识到，如果乐天宇之流能用造谣诬蔑的卑鄙手段来迫害CC，那么出走可能给乐氏等人授以实据，他们可能会用更卑劣险恶的手段来加害于他。而在这方面，类似的事已经发生在瓦维诺夫（Nikolay Ivanovich Vavilov, 1887－1943）身上。基于CC对苏联的了解，他对瓦维诺夫的悲惨命运应当说是有所了解的。

 

我们都将走向焚尸炉

都将焚烧

但我们绝不会

从我们的信念后退

——瓦维诺夫

瓦维诺夫生于1887年。1913至1914年师从于遗传学创始人之一的英国生物学家贝特森（William Bateson）。从1924年直至1940年被捕入狱，瓦维诺夫一直担任位于列宁格勒的全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他在创建其种植植物起源中心理论的过程中，在列宁格勒创建了全世界最大的植物种子库。该种子库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宁格勒被德军围困达28个月之久而饥蜉丛生时还被完整地保存着——他的一个助手是在收藏有大量可食植物种子的种子库内饿死的。他曾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全苏地理学会会长，1926年获列宁奖金。由于反对李森科的非孟德尔遗传学，他于1940年被捕入狱，之后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右派阴谋、与白俄有染、破坏苏联农业等罪行判处死刑。但据传，其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试图越境——他是在乌克兰的西部边境地区被捕的。或许是由于其导师的求情，抑或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妻子（瓦氏的师妹）的帮助，之后被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在狱中还作了一百多小时的科学演讲。1943年，他因营养不良死于狱中。

与CC一样，瓦维诺夫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然后回国工作。但即便居全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及列宁奖金获得者之尊，他最终也难逃狱中饿鬼一劫。而他CC 作为区区系主任，如果被指控为叛国，其命运必然多舛。或许这也是CC出走之前施放烟幕弹的原因之一？

37年后，CC在瓦维诺夫诞辰10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遗传杂志》（The Journal of Heredity）上 [7]. 在同期期刊里，CC还发表了一篇书评 [8]，评论了一本书名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但其实是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纪要的英译本及注释的书。令人回味的是，这篇纪念瓦维诺夫的短文提到了有关瓦维诺夫被捕主要原因的传言。文章虽短，但仍然感觉到CC对瓦维诺夫在事业巅峰之时锒铛入狱、最终成囚中饿鬼的悲惨命运的惋惜。

自古英雄惜英雄。在唏嘘瓦维诺夫悲惨命运之余，对比瓦氏，CC有没有一丝对自己逃过一大劫的庆幸？我们不得而知。

 

 

CC抵港不久就接到了国立台湾大学校长的教授聘书，欢迎他去台大任教。随聘书还附有校长的信，言明CC到台大后倘若觉得不合意，校方将随时提供方便帮助他去美国。但CC婉言谢绝了台大的邀请。

CC到香港后写信给在美国的朋友， 告知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大陆的困境，并求助谋职，“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学或研究机构任职，我将乐于为其效劳”。这位朋友将信转给了《遗传杂志》（穆勒当时为该期刊的编委之一），该期刊在1950年6月刊登了这封信（显然是征得CC同意之后），并冠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的标题。

CC的这封信引起了美国著名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Hermann J. Muller, 1890－1967）的注意。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关系，安排克洛（James Crow）对CC的书（当时已由CC在美国的弟弟在美自费翻印出版）写了一篇书评，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发表。恰巧这时美国前任卫生部长派伦（Thomas Parran）博士刚刚走马上任匹兹堡大学新组建的公共卫生研究院，欲聘一位人类遗传学家，遂写信给穆勒，希望能介绍一个人。穆勒随即推荐了CC，并解释说CC现在香港，来匹兹堡大学可能需要一些时日。考虑到推荐人是位诺贝尔奖得主，派伦表示愿意等待。随后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生物统计系的系主任写信给CC，聘CC为生物统计初级研究员。

然而，此时在香港的CC既无任何护照，也无任何可证明其国籍的证件，所以不能得到美领馆的签证。作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海外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援救委员会的一员，穆勒和美国其他一些遗传学家和美国国务院及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官员就CC的签证进行了大量通信。穆勒意识到问题是在驻香港总领馆，于是他给总领馆官员写了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美国遗传学家们普遍认为，李博士所著的《群体遗传学》一书是一部最好的英文著作。该书非常有助于培养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里工作的年青科学家。

李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且能面对极为困难的环境，拥有在其所从事的遗传学领域继续教学著作的勇气。我知道他是唯一一位拒绝在压力下放弃自己原则的中国遗传学家。我们十分期望能援救他，以期彰显我们西方科学家对坚持科学自由的原则及向极权政府挑战的英勇行为的赞赏。

 

此外， 穆勒还为CC一家递交了经济担保书。

到最后，由于没有“身份证明”，签证还是不能发出。1951年3月，穆勒在印度开完一个会议准备回美国之前，决定在香港停一下，希望看一下CC是否还需要什么帮助。到达香港后，CC一家邀请穆勒及领馆的一位官员共进晚餐。大半个下午及晚餐几乎都围绕着CC展开，但该官员最后提出，CC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此时，穆勒马上说：“这就奇怪了。在这间房间里，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知道谁是李博士，他就在这里。你还要其他什么身份证明？”这位官员就对CC说：“你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不久，签证就出来了。1951年5月，CC一家离开香港到达美国。

不出20年，人类遗传学领域就多了一颗曦曦闪耀的明星。诚如西人所说，余下的就是历史（The rest is history）。

 

CC滞留香港时，穆勒已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第一任主席。其名声自当时如日中天。他与CC非亲非故，但对CC的帮助之大是有目共睹的。CC的人格魅力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穆勒在早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极富社会正义感。他是摩尔根的学生，他在20年代通过研究发现，X－射线可导致果蝇的基因突变。这项研究使穆勒在1946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1932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穆勒对资本主义的前景逐渐悲观。9月，穆勒去柏林准备和一位俄国遗传学家短期合作。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调查穆勒早期参与的一些政治活动。穆勒就去了苏联，并在列宁格勒主持了一个遗传实验室，继续从事辐射与遗传的研究。到了1936年，由于苏联国内政治上的压抑，李森科的逐渐猖獗，加上斯大林对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优生学的书感到不满，穆勒被迫离开苏联，从此对苏联希望破灭。1940年回到美国。1946年获诺贝尔奖后，人们对不久前美国在广岛及长崎投放原子弹后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记忆犹新，且逐渐升温的冷战及核军备竞赛使人们对核污染心存恐惧，加之穆勒是一位杰出的演讲者，这使得穆勒成为一个很有影响也颇有争议的公众人物。

对苏联的希望破灭，加上在苏联期间耳闻目睹意识形态对科学的粗暴干预，对科学家的迫害乃至人身伤害，使得穆勒成为美国遗传学会援助外国遗传学家委员会、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及国际救援委员会等组织的一名活跃成员。听到CC的遭遇，联系到自己在苏联的遭遇及对苏联的希望和幻想破灭，或许使穆勒感到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CC。这一点他完美无私地做到了。

CC也铭记着穆勒对自己的热情帮助。1951年9月，CC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CC夫妇俩给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以纪念穆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