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一生中写了10本书，其中包括2本译著。但是，他在1948年撰写的处女作《群体遗传学导论》（英文版，由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却是对其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CC在1946年底至1948年初，以其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讲稿为基础的，但事实上为此书的准备从1944年就开始了。由于当时不具备任何科研条件，不可能做科研，CC就在搬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内系统地阅读馆藏的群体遗传学文献，常常将文献抄写在纸上。所以在撰写《群体遗传学导论》时，其内容已经是“一半在脑子里，一半在成都时抄写的文献里”。

群体遗传学家克洛在一篇书评里对此书褒奖有加，也指出了一些疵瑕。克洛评论说：“随着动植物育种学生以及人类遗传工作者对群体遗传学的兴趣逐渐增长，这方面的入门教程非常紧缺。李教授这本极好的书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同时由于内容足够详细，亦可作为一本参考资料。该书第一次以书的形式搜集了费希尔（R. A. Fisher）、霍尔丹（J. B. S. Haldane）、赖特（S.Wright）等学者多得令人惊讶的大量工作，且均以清晰简单的方法来阐述。”[9].

诚如克洛指出的，该书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介绍了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的工作。克洛还说，这三位群体遗传学巨匠通常多用高深的数学来表述他们的问题及结果，这对许许多多学生物、医学、动植物育种出身的人来说很不容易理解，所以在若干年里，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三位巨匠的成就“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功于其（CC）将他们的成果变得更好理解。”

这本书的取材编排也是独具匠心。从历史渊源来说，群体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的发展几乎是相互平行的。而CC的这本书一开始就介绍了人类遗传学中常常用到的分离分析方法，然后才阐述了群体遗传的各个方面，其中穿插了人类遗传学中的不少实际问题。此外，每一章节还附有练习题，对自我测验和进一步的理解不无帮助。

从时间上来说，《群体遗传学导论》出版的时机是极佳的。该书出版之时已有几本群体遗传学及数量遗传学的书，但它们均未涉及人类遗传学，所以该书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真空。而人类遗传学在1948年正处于起飞的前夜。《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在1949年9月创刊。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共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徐道觉在1953年发现了低渗透的溶液。1956年人类染色体的正确数目由华人蒋有兴（Joe Hin Tjio）和列万（Ａ. Levan）给出。全世界第一个人类遗传学系是1956年由尼尔（James Neel）在密歇根大学创建的。1959年，勒约纳（Jerome Lejeune）发现先天愚型唐氏综合症是由21三体造成的。由此，遗传学的一个新分支——医学细胞遗传学诞生了。

1955年，CC对《群体遗传学导论》进行了一些修改，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斯皮思评价说：“该书对这一领域发挥的决定性影响达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得益于该书。事实上，要不是因为这本书，由费希尔、霍尔丹和赖特等伟人创立的基本原理在1970年前还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21年后的1976年，李景均又出版了《群体遗传学基本教程》，一般认为这是北京版的增订版。

70年代后，由于基因重组技术的发明，人类遗传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到了80年代后期，DNA多态性标记逐渐为基因定位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分子遗传学的飞速发展，也刺激了群体遗传学的发展。在群体遗传学领域，60年代末70年代初木村资生（Motoo Kimura）提出的中性分子进化论，70年代尤文斯（Warran Ewens）提出的抽样理论，以及金曼（J. F. C. Kingman）的溯祖理论（coalescent theory）大多运用了高深的概率论和随机过程方法，没有经过严格的数理统计科班训练的人都很难理解，遑论作研究了。

此外，计算机及个人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也为快速计算提供了可能。简单分离分析也随之为复杂分离分析所取代。到了90年代，人类遗传学研究又转向了利用家族系谱来进行人类疾病的基因定位。

尽管《群体遗传学导论》中介绍的一些基本概念及原理至今仍然有用，但它的用处已经逐渐让位于一些内容更为现代的专业书籍。和其他发展迅速的学科一样，再好的书也只能是各领风骚几年或十几年。但不管怎样，《群体遗传学导论》是一部首次向中国学术界介绍群体遗传学的论著，一经面世就被学术界公认为名著，它对人类群体遗传学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CC对科学的贡献远远不止《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除了对群体遗传学的贡献，CC对遗传流行病的早期发展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创造了一种称为“不计独子女方法”（method of discarding the singleton）或简称“单法”（the singles method）的分离分析方法， 简单而实用。在计算机普及之前，它是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中对疾病遗传传播规律进行分析的非常有用的方法。

在统计学方面，他也做出了骄人的贡献。1964年，他的《试验统计学导论》一书出版。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实验的统计设计原理及其方法，受到读者欢迎。1975年，他的《通径分析入门》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通径分析的原理、方法和应用。此书在遗传流行病学研究领域曾十分风行，只是随着个人计算机及统计软件的普及，通径分析才逐步让位于结构方程模型。1982年，CC又出版了《不平衡数据的分析》，推动了统计方法的发展。

或许CC迄今为止影响最长久的一份学术精神遗产是他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临床试验的随机/双盲两个原则(作者注: 在比较新药B和旧药A时，随机指参加试验的病人被分到A组（服用A 药）或B组（服用B药）的机会均等。双盲指病人分组前后，病人及观察病人的医生均不知病人在哪组)。 50年代中期，美国25家退伍军人医院组成了一个评价癌症药物疗效团体，CC被任命为该团体的生物统计学家。那时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很少，也常常没有生物统计学家的帮助。当CC提出要随机化分配病人，并遵循双盲原则时，遭到一些医生的强烈反对。CC坚持己见， 毫不让步。幸运的是，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负责人在理解了这两个原则的原理之后，支持了CC，并威胁说，如果不采用CC的方法，他们将不提供资助。现在，这两个原则已被普遍接受。随机双盲，尤其是随机，再加上对照，是当今临床试验的基本原则，对客观评价治疗结果提供了方法学上的保证。在西方国家，新药的审批极其严格。制药公司在申请新药生产出售许可证时，必须向国家药物管理机构证明其所开发的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确实有效。而其有效性的证明，必须有可靠的临床试验数据。一个成功的临床试验必须遵循随机、对照的原则，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持双盲。未能遵循这些原则的临床试验的可靠性就会大打折扣。

CC还有着令人惊叹的远见卓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由于他在人类群体遗传学的学术成就，1976年CC受聘于美国国会控制杭廷顿病专家委员会。杭廷顿病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发病较晚，几乎所有病人均为杂合子。在70年代，由于尚未找到致病基因，等到出现症状并明确诊断后，绝大多数病人已有了孩子。这样，又有一半的人可能将致病基因传到了下一代。所以，如果有一个基因检测方法能检测出杂合子，对病人及其家属以及社会都是一个福音。

1977年，作为委员会的一员，CC提出：目前最迫切且实用的需要就是研究开发出一种有效的基因检测方法，检测出杂合子。这个检测方法，伴之以有效的遗传咨询，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将该病在一代内消除，使得该病的发病率降低到与新的基因突变几率相当的程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建议也是完全正确和切实可行的。不幸的是，该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见解与此大相径庭。专家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强调了临床及社会学需要，诸如寻找治愈杭廷顿病的方法，以及对病人给与经济上的支持以及对病人的服务。CC 认为这与其提议没有任何冲突。而事实上，在当时尚未找到致病基因且对致病机理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提出要寻找治愈杭廷顿病的方法，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近乎天方夜谭式的幻想。而且，最终报告还不无嘲讽地说：“遗传咨询并非治疗杭廷顿病的灵丹妙药……即使是强有力的优生学咨询也不能清除该病……新的基因突变产生新的病人。只有那些令人不能接受的诸如胁迫、强制普查、绝育等措施或许能够保证降低该病发病率……而即使该病的发病率降低了，那些病人的病情也不会有丝毫减少。”

CC对此撰写了少数观点报告，抨击说，“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听到的最为荒谬的论点”，其有关遗传咨询实践的描述完全是虚构的。通过撰写少数观点报告，CC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己的观点。

16年后，杭廷顿病的致病基因在1993年被成功克隆。研究表明，该基因位于第四号染色体短臂。当该基因中的核苷酸CAG三体的重复片断超过一定长度之后，就会导致杭廷顿病。而CAG三体重复片断的长度具有一定的遗传性。这些发现使得杭廷顿病发病前的基因检测成为可能。CC在1977年的建议应当说是极有远见的。

由于CC对于人类遗传学的贡献，1998年CC荣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杰出教育奖。

CC的其它一些书及其对遗传学、生物统计学的贡献，由于已有文章，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CC本人从未在公开场合标榜过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其行动却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CC博士毕业后，以其学识和专业在美国找到一个教职并非难事。然而，CC放弃在美国舒适的生活工作条件，选择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携新婚妻子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如果没有一颗报效祖国的雄心，恐怕不会做出此举。CC在1949年向北京市首任市长叶剑英表示要为新中国科教事业贡献力量，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决非心血来潮或应景之举。如叶笃庄先生一文所说，CC所教的北大农学院农学系1948年毕业16人，后来多已成为农业科研教学的骨干。他们对中国农业生产所做的贡献，和CC的呕心沥血不无关系。2001年初，CC还将其所著《人口遗传学初级教程》（First Course in Population Genetics）一书及其俄译本寄赠给了中国农业大学。

1998年，在获悉CC荣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的杰出教育奖之后，匹兹堡大学的校刊《大学时报》采访了CC [5]. CC讲述了自己出生在大沽，那是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国登陆的地方。登陆后八国联军士兵在该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奸淫。登陆的次年，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外国兵的小孩出生。村庄的年长者们作了一个决定：什么也不说，啥事都没发生。几千个婴儿出生后还没来得及哭叫就被掐死了。通过重新掀开历史上这一鲜为人知、充满屈辱的章节，CC很自然地表示出对大沽人民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及对八国联军残暴兽行无声的控诉。

CC为真理绝不屈服的勇气也是令人尊敬的。在淫威之下，许多人噤若寒蝉，惟命是从，更有少数人卑躬屈膝，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而一个人的屈从，又将进一步助长淫威，使更多的人俯首称臣，卖身求荣。CC在乐天宇之流的淫威下，铮铮铁骨，威武不屈，充分展现了人的尊严。这一点在中国恐怕很少人能做得到，也应该是我们永远学习的。

 

 

毫无疑问，CC的生平充满了不少运气和机遇。如果CC决定晚出走三四个月（届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出境要困难得多），如果当年CC的弟弟无力为他自费出版《群体遗传学导论》一书，如果他在1950年时还心存幻想，留在国内，如果没有穆勒不遗余力地为他的教职奔走，如果……他的命运恐怕会大不一样。显然，运气在CC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就像巴斯德所说，机遇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果CC没有过人的聪明和勤奋，再好的运气恐怕也只能帮CC一时。

事实上，除了聪明和勤奋，CC还具有许多优良的品德及个性。CC具有将复杂的事讲解得简单易懂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他非常谦逊，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在和笔者的几次通信中，他都尊称笔者为“孙伟学兄”——而笔者那时还只是一所州立大学尚未拿到终身教职的副教授而已。CC非常慷慨，乐于助人，这在几篇纪念CC的文章中都可看到 [10-13]一旦别人有求，即使是难于启齿的私事，CC都会放下手里的工作悉心倾听，并提供自己的看法。CC还非常幽默开朗，这就很容易使人不知不觉地解除戒备而喜欢他。CC的英文有些口音。一次在大会发言时，他自我调侃说：“这个麦克风有中国口音，”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无怪乎CC在世时及去世后，有5篇讲述其生平或纪念CC的文章发表，足见其口碑之佳 [4, 10-14]。

CC当然也有他不走运的时候。由于一个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阻挠（曾由于学术见解相异），CC虽获院士提名但最终未能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对此他说，“当我50岁时，我觉得很重要很光荣，现在90岁了，日益淡泊，无所谓了”（2000年12月22日给笔者来信），并不对此耿耿于怀。他还说，“我也有幸运的时候。1998年，我获得ASHG的教育优异[秀]奖。我到达丹佛时，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低声告诉我：在评议时，是一致同意！”（2000年12月22日给笔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