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8年遇见CC时，笔者曾问他什么时候回国看看。他坚定地回答说，这辈子是不准备回国了。我也没有再接着问原因。虽然CC从小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教育，也是在美国拿的博士，但他毕竟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初的25年。即使CC没有“叶落归根”的打算，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对于自己在抗战时亲眼所见的百姓由于战乱流离失所、妻离子散、饿蜉遍野的景象，对于桂林甲天下的山水，对于埋葬了自己第一个儿子的土地，对于其早年为之奋斗的人民、为之呕心沥血的学生，CC能不感怀、不想念吗？

事实上，在近半个世纪之后，CC对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仍耿耿于怀，易气难平。在1996年8月给叶笃庄先生的信中，他写道：“这个结论是否收入我的档案，迄今一无所知”，“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平反，今年不平反，明年不平反，但终有一日要平反的，这是无可避免的。”他还说：“往事已矣，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1997年3月他在给叶笃庄先生的一封长达17页的追忆往事的信中写道：“这封信我写了两天，落了两次热泪。”[15]. 有道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尤其对一个已饱经85年人生沧桑的耄耋老人来说。写了两天，落了两次热泪——其委屈，其痛苦，其伤感，其遗恨，跃然纸上，真切，深沉。

很难想象CC在其垂垂暮年不会对故土魂牵梦萦。他会记得桂林那简陋的农舍、昏暗的烛光吗？他会记得那简陋的课桌旁一双双带着渴求知识真理的目光吗？当年被押往终身囚牢的犯人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旁的叹息桥上回首广场歌舞升平的景象时会叹息再三，他走过罗湖桥时，是否会像他们一样回首大陆而感慨万千呢？

哀莫大于心死。学了植物育种准备报效国家不仅报国无门，反而被一些在学业上毫无任何悟性的小人所迫害。而在另一个国度，人们尊重知识，推崇天才和勤奋——即使对一个带有浓重口音的外国人也是如此。其反差之强烈，对于一个正直的科学家来说，何从何去，自是不言自明。

假如官方对半个世纪前对其不实诬陷之词能正式做出迟到的道歉平反，CC是否会回大陆看一看？

 

 

乐天宇是“李景均出走”事件的始作俑者，擅长打棍子，扣帽子，曾竭尽全力迫害李景均先生。CC出走之后，消息传到中央高层，乐氏受到严重批评。然而，乐氏不思悔改，之后又在北京农业大学导演了“转系事件”——乐天宇提出把该校农艺系、园艺系、森林系、畜牧系统统合并为“生产系”，又把该校农化系、植病系、昆虫系合并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三个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非生产系”。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乐天宇却泰然处之，说“转光了也不要紧”，“改革哪有不痛苦的”。胡乔木得知后，严厉批评他“不接受批评，阳奉阴违”，令其“深刻检讨”。1950年11月，乐天宇被撤销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调任中科院遗传选种馆（后为遗传研究所）馆长。

但乐天宇可谓是铁杆的反摩尔根派。请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节，连陆定一作为生物学的门外汉也看出其“门户之见”了。相比之下，叶笃庄先生的勇气更令人敬佩。叶先生在一篇记述CC出走风波的文章中自我反省说，他自己“在这场风波中充当了一名不光彩的摇旗呐喊的小卒”（主要是翻译来自苏联的资料）。知耻者近乎勇。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都说过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过一些身不由己的事，遑论一些青年人。叶先生这番自我反省令人对老先生的人格油然而生崇敬之情。

1952年4月，中科院支部召开大会，讨论“乐天宇同志所犯的错误”。政务院科学卫生处同中科院就乐天宇问题连续召开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并通过了会议决议。决议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指控乐氏，指责他“对于科学工作采取一种武断、肤浅的态度”。令人玩味的是，该决议说“我们知道，旧遗传学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应该用理论和实践来驳斥它的虚妄。”[16].

决议还指出，作为一个“米丘林生物科学工作者”的乐天宇，其错误集中表现为：“他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他，抬举他……他骄傲，有了一点成功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压倒别人，不能平等地谦逊和气地待人。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而不受别人的指挥，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意味深长的是，决议仅仅将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乐天宇个人品性的缺陷及“学阀作风”，丝毫没有意识到体制上的缺陷，且不明智地介入了学术之争。若干年后，反右及文革造成了许许多多远比“李景均出走”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

尽管之后乐天宇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处分调职，但应当说，其个人及家庭并未因此而受到多大影响。但在文革期间，他本人也受尽迫害摧残，先后下放到广西和辽宁的干校接受审查，1974年被开除出党。成为佝偻之后获准返京，在其北京一家街道小厂做普通工人的大女儿家里“休养”——数九寒天，室内竟无火炉取暖。1976年文革结束后得以平反，恢复党籍。1980年，乐氏带上补发的全部工资六万余元，由北京回到家乡湖南宁远县，兴建九嶷山学院。建校初期，他以身作则，住破庙，吃粗茶淡饭，自己的离休费除留50元生活费外，其余的全都交给学院公用。1984年因脑溢血辞世。

匪夷所思的是，在基因及DNA的存在已成不争事实之后，乐天宇还唆使江西省南城县的中学青年美术教师王欣如在1976年3月和1977年2月上书华国锋、叶剑英，要求对摩尔根遗传学、分子遗传学与基因工程进行批判。这种对科学事实置若罔闻、倒行逆施的行径令人叹为观止。而这恰恰发生在一个曾任中国林科院一级研究员身上，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

乐氏的兴衰，或许应验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句话，“亨格尔曾评论说历史有重复的倾向。他忘记加了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形式发生，而第二次则是以喜剧形式发生。”当今，李景均先生的名字与其对人类遗传学的贡献相联系。就在今年（2008年）4月，在匹兹堡大学召开了第四届纪念李景均先生的学术讨论会。而乐天宇的名字，或许只能成为人们在描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起知识分子由于学术见解不同而受到迫害的案例中的一个注脚。

 

 

“李景均出走”迄今已近60年了。当今中国虽然在科技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其大国地位并不相称。一些当时导致“李景均出走”的因素迄今依然存在，有些因素如长官意志甚至比当时还严重。所以，在当今中国的科技投入已入围国际水平之时，对“李景均出走”的原因及后果的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

尽管中国与美国相比有着多得超乎寻常的各类科技奖项，但中国迄今未出任何国际大师级的科学家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固然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有关，和落后的科技管理体制有关，和文化有关，但也和权力粗暴干预学术有着不解之缘。令人汗颜的是，如此一个有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着众多勤劳智慧的科研人员的殃殃大国，迄今为止只有CC的《群体遗传学导论》等极少几本书是在中国本土出版却在西方科技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专业书。

很难说乐天宇对CC的迫害毫无个人恩怨绞缠在一起，很难相信他拉起的马列主义大旗以及扣人的“反革命”、“反动”帽子，真的是为国家的农业发展服务。他拉起的马列主义大旗，有多少是为其个人信仰，又有多少是其清除异己、唯我独尊鸣锣开道的幌子? 如果他确实不信摩尔根学说，他完全可以有条件用举世公认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对错，何必挥舞棍子帽子，欲置人死地而后快呢？

就CC出走来说，乐天宇和CC在三校合并之前就有过冲突。1949年上半年，乐天宇曾到北大农学院讲演，介绍“米丘林学说”，并把旧遗传学骂了一通。会后，CC在农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乐的讲演“错误”，“不科学”。这就触怒了乐氏。此后，华大农学院月刊《农讯》载文点名批判CC的《群体遗传学》为荒谬。这些冲突愈演愈烈，从而导致CC教的三门课程全部被叫停，并辅以莫须有的谣言及人身攻击，这些最终导致了CC的出走。

在西方，不同学术见解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政府权力均很明智地将自己置身于学术争论之外，从不干预。毕竟，一个学说的正确与否，最终只能由科学家们根据观测和数据来决定。即便有政府科研经费投放程度的倾斜，和主流唱反调的观点总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而公诸于世。不同学术期刊由于其独立性，大多也愿意发表和主流唱反调但有理有据的文章。CC在1977年作为美国国会控制杭廷顿病专家委员会委员所写的少数观点报告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公正地来说，中国也出过一些近似国际大师级的科学家、艺术家，但其人数与国家的地位极不相称。已故的数学家华罗庚在文革中纯数学研究不可能的恶劣条件下，积极推广应用数学（优选法）在工农业生产中运用，其成就就是在现在的西方恐怕也无人项背。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现已遍及世界上许多饥荒高危国家和地区，为人类的生存做出了突出贡献（值得玩味的是，袁隆平院士创建杂交水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恰恰就是乐天宇们所竭力诋毁否定的孟德尔遗传学，而非其所推崇信奉的米丘林学说）。

诚如辛北先生所言：“苏联从上世纪30年代起对传统遗传学实行的剿灭行动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以意识形态和权力干预学术，迫害科学家的极其典型的事件，它和中世纪的宗教压迫科学家没有两样。”[17]. 而在中国50年代乐天宇们对CC的迫害以及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如出一辙，甚至在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由于权力的强大，再加上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约束的机制以及问责制，使得权力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往往是攸关性命的。而粗暴的肆无忌惮的权力干预学术的后果就是科学技术的落后，社会科学的落伍，文学艺术也沦落为权力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干预，加上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缺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的缺乏，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自由思想，窒息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使长官意志成为想象力及创造力的樊笼。于是乎，只要长官高兴，溜须拍马者有之，招摇撞骗者有之，以次充好者有之，指鹿为马者有之，窃取或公然占取他人成果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所以，出现诸如“汉芯一号”之类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每一个政府的决策行为都会有后果。由决策错误行为失当或由于体制的落后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最终、最大的埋单者是国家及其民众。以笔者所在的妇产科领域，尽管有着名目繁多的科研奖项，尽管许多临床医生每天的工作量可相当于甚至多于美国同行一周的工作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研制成功的治疗药物被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承认/使用。几乎所有的诊治理念、手段、仪器均源自于西方，甚至疾病的分期标准以及诊治指南也是西方科学家提出的。其他学科的情况亦大致如此。“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表现何在？

而在学术研究环境大为宽松（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因素）的韩国，在1950年时还是满目疮痍，现在的国土面积仅为中国1%，人口仅为中国3%，而其GDP却为中国的29%。韩国生产的手机、汽车、电视机、电脑以及其他高技术产品充斥着中国的市场。相比之下, 尽管我国有着“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且常常以低劣的工作条件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出口的高新机电产品其关键技术大多为国外所有，国内只不过赚取一些极其低廉的装配费而已。比如，一个iPod在美国售价是420美元，其中只有4美元的价值来自中国。两个体制的优劣，不言自明。

科学的一大特征就是可以证伪，所以科学并不在乎一个人的官衔大小及其观点。的确，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如果我们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权力干预学术最终是徒劳的，劳命伤财的，毫无任何意义的。乐天宇试图倡导李森科学派，打压摩尔根学派，最终就像螳臂挡车那样可笑。

在CC出走的事件中，尽管许多人并不赞同乐天宇的做法，但慑于其似乎是毫无限制的权力淫威，多采取息事宁人或明哲保身的态度，鲜有人公开讲几句公道话。这种实际上的姑息态度，使得乐天宇们更为嚣张。这就像一位西人在描述当年希特勒的崛起时所说的，当盖世太保在抓同事的时候，他一声未吭。当盖世太保在抓他邻居的时候，他也一声未吭。但是当盖世太保在抓自己的时候，他大声叫喊也就无济于事了。假如存在有效的权力监督/约束的机制，假如当时有足够多的人挺身指责乐天宇们的做法，乐天宇们还会肆无忌惮地迫害CC吗？

尽管乐天宇们能利用体制的缺陷取得一时的弹冠相庆，但不能保证其江山永固。乐天宇本人在文革中也受尽迫害摧残，尝到了被整的滋味，也尝到了这个体制的无常。

今天，社会的进步使得因学术见解不同而公然迫害个人的可能性大为减小。但是，一些学术平平的李天宇、张天宇们还会以自己手中的权力对王景均、赵景均们进行打压。权力监督/约束的机制的缺乏，加上科研项目审批的不透明，使得许多有才能的青年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吸取学习西方的经验，建立先进的科技管理体制，禁止权力干预学术，继续改革开放。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CC于2003年10月20日仙逝于家中，享年91岁。他是幸运的：姑且不论CC的留美背景及其美籍妻子，根据其刚正不阿为真理宁折不弯的个性，很难想象他会安然度过反右、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而在新大陆上，他凭着自己的天才、勤奋、开朗、谦逊、幽默、慷慨及助人为乐而声名鹊起，卓有成果地度过了一生。

但他那近乎完美的一生似乎又有些不足：离国出走半个多世纪，他从未踏回过生于斯，长于斯，并埋葬了他第一个孩子的故土。当年诬陷他“反动”“叛国”的种种不实之辞也从未得到应有的更正和平反。

    斯人已去，留下来的有其学术著作，但更多的是其不朽的精神。对比乐天宇毫无任何学术建树的一生，李景均先生卓有成果的一生清楚地表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真理终将战胜谬论。先生的成就及其高尚情操，促使人们反思对其离国出走的原因，也使人憧憬明日中国的科学昌明、民主进步和人民幸福。

 

致谢 本文是受饶毅教授之邀而撰写的。在撰写过程中，饶教授提出了许多中肯、宝贵的意见。郑长江博士热心地为笔者找来了一些文献。此外，卢媛博士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笔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本文原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 第5卷 第4期68-89页，经作者同意转发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