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策伤害性的后续思考

        前一段时间写的一篇博文《政策的伤害性》，引起政策研究制定者的关注，在此表示感谢。对于文中的观点，有不当之处，源于本人才疏学浅，由本人负责。在此还想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是，创新政策究竟该如何表达？

    学界说是需求政策或供给政策，大体是按市场拉动还是技术驱动两个角度看的。政策制定者讲的是工具，用什么公共资源体现政策导向，现在不外乎投入和环境。投入又分财政和税收，以及金融。环境则主要与市场管制、准入、知识产权和创新激励相关。

    在所有这些表达中，政府最看重的是其实是投入，尤其是直接的投入，真金白银花出去。近年来，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增长很快，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逼近2.5%的远期目标不是没有可能。在部门执行力的杠杆下，很多部门更倾向于资源分配式的政策，光是引导或鼓励性的政策，效果始终不是很明显。当下，很多政策尤其是投入类政策需要财税、金融等部门配合，对政策实施手段缺乏约束力，这也是不独立掌握资源分配权限的科技部门的尴尬。

    二是，创新政策该如何评价？

    关于公共政策的评价，已经有一套理论体系。创新政策介于科技和产业政策之间，或者兼而有之。创新政策的评价不能评价创新体系本身，也不能仅评价政策目标和手段的科学合理性，或者执行的严格性。而是主要去评价效果。我个人觉得，相比直接的财政投入，税收政策和金融政策收效甚微。比如对于税收加计抵扣这项政策，不能说不好，执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不能回避。但是如果只认为一些部门制定了好的政策，最终却不能有效执行或者效果不理想，就认为这项政策只是执行中的问题，而非制定中的问题，我觉得有失偏废。

    如何改进执行效果？个人觉得，政策研究环节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比如这项政策的成本收益如何，与现有政策的兼容性、可替代性，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难点和解决办法等，都要事先考虑到。如加计抵扣政策，根据本年度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和整体财税状况，联合统计局、财税部门预测一下下一年度各地方的抵扣盘子总量，让相关部门提前做好计划，安排工作重点。

    其次，好的政策应当是可调整的。该完善的完善，该废止的废止，该细化的细化。比如加计抵扣政策，应当主要针对高新技术领域的中小企业。一方面，大企业不在乎研发成本而且大企业本身的技术改造活动就多，抵扣额大。地方不要为了完成任务、工作简便，就专抓几家大企业，把所有投入资源和财政优惠都送上门去锦上添花。另一方面，真正需要抵扣的是财力有限、出身卑微的小企业。加计抵扣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应针对小企业采取简易程序，只要财务制度健全，有项目申报备案的就可抵扣。年抵扣额度超过10万的，可以委托生产力中心等中介机构一年一次现场检查；税务部门对全部企业保留随时抽查的权力。现有税法制度是很严格的、可追溯到个人的，敢造假的企业没有多少。再次，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也应引入新的方法，类似于企业研发中的早期介入和并行研究问题。每个环节都与需要前后配合的部门有交叉工作的时间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