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小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 创建时间： | 2008-07-17 |
| 最后更新时间： | 2014-1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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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志
首都科技与产业创新若干不匹配问题来北京已经10周年了，我每天都在这座拥挤的城市中奔忙，也时刻都想着如何能让她变得更好、更美。我能够清晰地记得2008年奥运前某个周日的午后，我在香山新望京楼上清晰地看到国贸三期，清晰地看到燕郊，清晰地看到延庆城背后的海陀山，清晰地看到密云水库北面的云蒙山脉。那一天，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所有在山上背着相机、背着望远镜的山友们都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第一次发现北京可以这么美好，可以这么透亮，可以这么纯净。 身为科技界的一员，也总想着能看清北京的容颜，却总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去年，受挚友刘兄之托，用业余时间帮弄了一个稿子。在此发出其中的一部分，表述如有不妥、不实之处，有请有识之士多多拍砖。 此话题的缘起是一个最永恒、最朴实的话题：北京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科技资源富集地、研发机构汇聚地和创新原发地，但是产业创新能力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强，至少在首都科技管理部门的眼中，科技资源似乎并没有与产业创新能力等同起来。我把这个归结为几个不匹配。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数据，比如北京地区的科研条件、设备、文献数据等科技资源约占全国科技资源的1/3，仅中央属科研机构就占全国74.5%，全部研发机构则占全国10%，从业人员占1/5,科技活动人员占1/4。又如，两院院士一半以上在北京工作和居住。在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70家，主要分布在中科院系统、教育部重点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接近全国总量的31.8%;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7个，占全国29%；国家工程实验室32个，占37.8%；另有超四成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设施设在北京。北京还承担了国家重大的研发活动，每年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科技项目落在北京。但是，一个事实是北京的资源分布主要集中于中央单位，市属科研机构相对较少，相当于在京地区机构总量的12%。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北京在科技投入、科技成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科技投入强度、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的比例、专利授权数均居全国榜首。据统计，2009年，北京地区研发经费支出620.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8%，占到全国研发经费总支出的13.4%；发明专利授权数6478件，占全国总数的13.9%，连续20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国内排名第一。 但是，北京丰厚的创新资源并没有全部转化为区域创新能力，其创新潜力尚待进一步发掘。与建设世界城市的要求，与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相比，北京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创新能力、产业发展和创新管理等方面仍有不适应的地方，突出表现为几个“不匹配”：
一是科技资源的结构性优势与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不匹配。
作为我国教育、科技、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经过十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资源和产出高度集中于服务业。据《北京统计年鉴2010》显示，从1990年以来，在近20年的发展中，第三产业的增速始终快于第一、二次产业，尽管近年来这一差距在逐渐缩减（见图3）。当前北京基本上已成为服务业驱动的城市。从统计数据看，北京市各行业的资产96.1%集中于第三产业。除去金融业73.3%的份额，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资产总额占1.5%，已相当于第二产业全部资产的40%。但是与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北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2009年，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1%。一定程度上表明，科技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还有待提升。一方面需要提升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竞争力，加强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另一方面要提高第三产业本身的产出绩效，与经济体量中的地位相适应。
二是强劲的知识创造能力与创新能力相对弱化的不匹配。
科技发明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因此知识创造与流动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的创新能力。《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最近10年区域创新力的排名显示，北京近5～6年来的区域创新力的增速有所放缓，其领先地位逐渐被江苏、上海等省市取代。2009年北京区域创新潜力指标排名仅为第25位。
北京的创新能力之所以能在整体上长期位居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北京拥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知识创造能力。《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北京地区的知识创造能力得分长期保持在80分以上，远高于其他地区。2009年北京市每万人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政府科技投入、政府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每十万人平均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发明专利授权数、国内论文数、国际论文数等指标的排名均居全国之首。但是其他几项能力相对较弱，如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得分在50、60分，而知识获取能力在40分上下，最弱的是企业创新能力，得分不足40分。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些重要指标，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增长率、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增长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增长率等排名均在20位之后，处于全国较低的水平。随着城市产业升级的加快，制造业的向外迁移，以及创新投入边际回报率下降等因素影响，北京市在企业创新和创新绩效与江苏、上海和广东等领先地区的差距开始显现，北京的整体创新能力逐渐退居第2、3位。
三是产业升级的步伐与城市未来走向的引领能力不匹配。
在北京创建世界城市的奋斗目标下，城市的未来走向和定位是成功的关键。北京是做全球性的科学中心、技术中心还是创新中心？北京目前具备科学中心的初步条件，但是与全球技术中心或创新中心的差距甚于科学中心的差距。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升级的科技源动力对北京未来走向的引领能力尚未充分发挥。比如高技术产业化进程不够快。2008年，高技术制造业总产值为299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8.7%，其中2383亿元来自于外资及港澳台资。高技术产业的比例低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科技城，如硅谷、新竹等，且本土企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贡献较低。总体上，北京处于全球产业链上低附加值的代工阶段的位置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此外，北京的科技人员比例比一些公认的世界城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当前，北京人口和经济发展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凸显。人口已经接近2000万人，面临资源、环境、能源的严重制约。水资源承载力不足，万元GDP水耗较高。2008年万元GDP水耗为162.14立方米，而北京市同期水平仅为33.66立方米；区域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2007年万元GDP工业废水排放强度高出北京市同期水平46.54%，万元GDP烟尘排放强度则是北京市同期水平的2.85倍，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区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过度负荷的承载能力既需要产业结构高度化，又需要科技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一方面受土地资源限制，一些新项目不能进入，与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相比，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另一方面一些开发区在初创时期的“粗放式”招商造成一些项目质量不高，投入产出比低，造成土地利用率低、厂房闲置或部分闲置。
近年来，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较慢，反映在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的主要经济指标上，中关村并不占据明显优势，获利能力落后于金融街等大型金融机构总部密集区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北京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仍主要集中于有传统优势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节能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条件不足，新的增长空间尚待形成。
从区域经济影响力看，由于产业增长极与周边省市区的配套性和协调性不足，北京对环渤海经济圈和城市群的引领能力还有待加强。北京没有在周边形成网络化的创新资源，也就是说，没有能和周边的天津、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等地形成良好的辐射和互动作用。从城市群的发展来看，北京是孤立的高地，由于缺乏相关产业链的配套，在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从公平社会的调控能力看，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对周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社会发展的均衡影响，实现包容性增长，北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也面临不少现实的困难和制约。
四是科研院所成果丰富与科技企业的持续成长性的不匹配。
北京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较为健全，促进了在京科研单位的大量成果的技术转移。2009年，中央在京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合同2564份；成交额14.85亿元，占科研机构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为37.9%，输出专利技术合同32份；成交额0.85亿元，占科研机构输出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为97.7%，其中，输出专利转让技术合同29份；成交额0.81亿元，占中央在京科研机构输出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为95.3%。
但是技术转移最终带动形成科技企业集群尤其是大企业集团的不多。北京还没有一家类似于华为、中兴、海尔这样的引领企业，更没有类似于微软、苹果电脑这样的科技型企业。据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2008年北京进入全球研发投入1000强的企业数量为0.43%，而同期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主要城市的占比分别为4.3%、3.4%和13%。
北京的科技型企业有很多来源于科研人员创业或者科研机构的剥离（spin-off）。这些机构或多或少受原有体系的影响，主要的经营人员的思想仍主要习惯于按线性创新模式组织科研活动，对市场资源的大规模调度魄力、能力不足，欠缺持续的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业动力，这些企业很难成长为大型企业。不少科技型企业依靠一两个拳头产品，在后续的多种产品梯度开发和大规模营销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维持在5-10亿销售收入后发展陷入停滞，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源动力。
五是既有的管理体制与创新新趋势新要求不匹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呈现出新的创新趋势和特点。仅有科技是不够的，全球的创新正向开放性和系统性迈进。创新不仅强调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而且也强调需与技术发展相匹配的服务创新、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世界各国的技术创新日益强调创新要素的流动以及创新体系之间的互动和影响，技术创新更趋于开放、国际化、创新网络化等特点。同时由于技术和工程的复杂性加剧，要求越来越多的研发和创新是交叉研究，跨组织、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这也要求组织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从新兴市场的需求牵引看，一个引领性的市场将创造更多的需求，带动全球最前沿的科技和工程的汇聚并开展本土化的集成创新，我国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快速提升相关的技术能力。例如我国高铁技术的快速提高得益于我国铁路网络的发展。目前我国高铁技术输出到美国。因此工业化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正在调整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创新战略。这为我们的产业创新提供了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这一创新新趋势、新特点对我们现有的科研组织模式乃至科技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国内现有的公共研发包括北京市的科技项目主要采用一种供给导向的组织方式，按照线性创新模式和科技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开展立项、组织、管理和评估工作。产业发展中真正的基础性前沿科技创新，以及适应性和改进性研发活动的大规模组织，需要引入更多的金融资本、商业模式和投入主体，采取公共投入与私人投资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和市场化监管方式，这些调整性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还在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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