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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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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汉廷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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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 2008-07-03
最后更新时间: 201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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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志

房汉廷:“东方之子”的贤者之径

作者:   分类:研究经验与心得     浏览:2928次   回复:2次  
发表时间:2011-10-04 23:49:53

房汉廷:“东方之子”的贤者之径

《创新时代》记者 向荣

  编前语:一位前辈曾告戒我,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可我既没有低调的资本,也没有高调的能力,最好还是“白描”的好。以前也接受过一些专访,但仍然觉得《创新时代》杂志这次专访更为全面和更为真实。《创新时代》杂志的小李和我沟通多次,期间也有些分歧,终归我们还是秉承了实事求是的本真,所以才有了该刊2011年第7期这篇东西。文章中溢美之词不少,客观描述部分也很多,刊于此处,无外乎也是一种表达而已。既然书生气,就书生到底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刚到而立之年的他,就曾作客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

他曾弃笔从商,先后出任香港某公司投资部经理、山东某企业总经理等职;他曾30载执著于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收获颇丰;

他曾致力于科技金融创新方面的研究和推动,提出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他还是一位诗人,一篇篇诗作,彰显了他的浪漫情怀。

他,就是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中心副主任房汉廷—— 一位宏观经济、制度创新及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者,一位敢于尝试的实践者,一位高瞻远瞩的先行者,一位有着浪漫情怀的歌咏者……

春末夏初,《创新时代》记者采访了房汉廷先生。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做些探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成为我梦寐以求的理想。”

 

    从思考者到躬行者

几十年来,房汉廷专心致志于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从最开始的思考者,到后来的实践者,房汉廷始终循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了一次次完美“转身”。

 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央视《东方之子》栏目就曾对你做过专访。能上这个栏目的人,都是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者。当年,你的哪些成就使得《东方之子》关注你?

 房汉廷:你说的是1995年的事了。那时,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开播还没有多久,一些非常有成就的人士相继在该栏目上亮相。说实话,我当时也很爱看这个栏目,也确实觉得那些人能够代表当时中国各行各业的顶级水平,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也能在这个栏目露面。

 事后,我询问栏目组的编辑为什么请我上这期节目,他们告诉我,是《人民日报》一位经济理论版的负责人推荐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在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成就。
    那一年,我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专著。在那部作品中,我不仅系统评价了现代资本市场的理论发展脉络,还以日本资本市场为鉴,以定量和定性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日本资本市场结构的优劣、国际化得失、泡沫经济崩溃等问题。对于公开资本市场仅起步一两年的中国来说,这些研究既显得超前,又对实践具有非常强的指导价值。这部作品明确提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四大准则,即“坚持以间接金融为主,对直接金融应采取慎重态度;实行严格的银行与证券分立制度;建立合理的持股结构,防止泡沫经济发生;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宜太快。”
    我很幸运,这项完成于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书中的四项准则,也被我国的金融决策者们采用了。
    当然,那个时期,我的研究还有一些值得提及。如1987年我与贾履让先生合著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之一,特别是对劳动力商品的论证更为引人注目。同时,在1988年完成的两项成果《面向市场改革的难题与对策》和《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人际—— 贿赂化”倾向分析》,也引起了同行和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

 记者:这些年来,你执著于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收获颇丰。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走上了理论研究之路?
    房汉廷:从专职做理论研究到兼职,前后持续了将近28年。在这期间,我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4年—1989年。这期间,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上。1978年底,党中央提出“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但怎么“改革”和如何“开放”,并没有一套标准,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是邓小平新政的直接受益者,恰好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又研习经济学。于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做些探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成为我梦寐以求的理想。
    自此,读文献、搞调研、与人争论、努力写作,几乎就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全部。此时期的代表性成果除前面提到的两篇论文之外,最重要的成果是1988年我和贾履让先生合著的、比较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结构的专著出版了,这部著作对后来宏观市场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第二阶段为1989年—1995年。1989年秋,我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思考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从当时情况看,我认为中国在大的制度选择上虽然会有一些波折,但方向和基本制度框架是可以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接下来中国会发生什么?中国更需要哪方面的研究者呢?
    思考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将从“经济制度需求为主”转变为“经济技术需求为主”,而一个经济学工作者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角色转换。于是,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放到了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和政
策构建上。我认为自己这次转变非常有价值,不仅为国家需要作好了准备,也使自己从一个制度研究者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经济技术研究者。
    第三阶段为1995年—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已经逐渐从“改革为主”向“开放为主”过渡,国际经济再次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我选择了从资本市场研究领域退出,开始研究外商投资、人民币的国际化、WTO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97年出版的《外商投资企业分析》和2000年出版的《WTO与中国企业金融创新》两部专著。这段时间还有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2000年发表的《面对WTO人民币依然坚挺》,明确地分析判断出,人民币遇到的难题是升值而不是贬值,中国要为本币大幅度升值作好准备;2001年发表的《WTO后中国股市八大猜想》,明确指出了中国股市的新变化和新格局。文章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转载。
    第四阶段为2001年—2011年。其实,自1997年始,我就断断续续地“下海”,但从未停止理论研究工作。到2000 年的时候,我已经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完全“上路”了,正当我准备全身心地大干一场的时候,科技创新的新课题进入了我的视野。
    如你所知,不管是应国家需要,还是个人喜好使然,我一头扎进科技创新研究领域,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中,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全程参加了《20062020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研究、纲要编制、配套政策制定,特别是作为《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专题战略研究常务负责人期间,我对研究是极为投入的。如今,“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然成为国策,成为现实,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收录在我的文集第四卷(《创新投资:政府的责任与行动》)和第五卷(《科技金融的兴起与发展》)。

    “如果我们把财富比喻成长、宽、高的话,那么,资本家就是长度,科学家就是宽度,而企业家就是高度。” 



    倾力科技金融创新

  在商海“弄潮”的一段经历,不仅为房汉廷积累了“有形财富”,更为他创造了宝贵的“无形财富”,为他其后的事业方向和专业研究找到了新目标。而此正是房汉廷能在科技金融创新方面取得诸多硕果的重要原因。
    记者:你曾弃笔从商,先后出任香港某公司投资部经理、山东某企业总经理等职。在商海拚搏期间你有什么收获?对你以后的工作有何促进?
    房汉廷: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我来说,金钱、经验、务实等,都是“下海”后获得的财富。有形的财富,为我后来心无旁骛地进行国家需要的研究提供了保障;无形的财富,令我看问题、分析问题增添了“从下往上”看的视角。
    我想结合这两年研究的一个问题谈谈感受。大家都知道,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依靠科技进步。但为什么前苏联及今天的俄罗斯的科技水平那么高,而经济却被美国人戏称为“肢体经济”呢?
    通过梳理近400年的科技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我渐渐发现了世界经济领导者的一个重大“秘密”。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观察,最近400年的经济史中,每隔5070年,世界经济都会完成一次大的转换,领导者也据此发生变化。后来,演化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佩蕾斯发现,引起这种大转换的动力之源,正是重大技术创新引起的产业革命。
    实际上,我的研究正是顺着这条主线不断深入的。从我目前的研究结论看,决定一次大的产业革命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三大动力源,即重大技术创新、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资本和卓越的企业家群体。哪个国家或地区抓住了这三大要素并使之发生“化学反应”,它就很可能成为新的领导者。
    我形象地把财富创造与三大要素的新模型概括为“一纲三目”。这个“纲”,就是要以财富创造为纲,以技术创新为种子目,以创新资本为营养目,以企业家为管理目。只有做到“一纲三目”,才能够做到财富的涌流和创造,才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把它进一步地浓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它是创新经济体,肯定是三种人集聚得最多——科学家、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这三种人如果集聚得不够,该经济体的创新程度就不够。如果我们把财富比喻成长、宽、高的话,那么,资本家就是长度,科学家就是宽度,而企业家就是高度。
    记者:你曾组建科技部研究中心创业投资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一直致力于科技金融创新方面的研究和推动。你更提出要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请谈谈当时的想法和思路以及目前的情况。
    房汉廷:2002年,在我的动议下,科技部研究中心成立了创业投资研究所,并由我担任所长。这是个“美差”也是个“苦差”。言之“美”,在于搭建了一个很好的话语平台,可以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专门研究创业投资以及相关的科技金融问题;还可以建立一套机制,组织国内相关同行共同推动科技金融创新研究。言之“苦”,则在于没有人才基础,没有文献基础,也没有经费支持。
    尽管如此,我对自己出任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这段时期的工作,还是满意的。此期间,研究所先后承担国务院重大课题1项、省部级重点课题10项,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的主力军之一。2002年—2008年期间,研究所相继提出并完成了“国家科技发展银行”“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方案设计,连续6年出版了《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组织研究撰写了《上市公司科技板块分析》(200420052006)。
    对我个人而言,在此期间,尽管我把大量精力投放在了学科建设、国家任务和组织管理上,但并没有弱化我的研究力度和深度。《为创新投资》《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等著作可以看作是这个时期的科技宏观研究成果,而《科技金融:理论、实践与政策》《中国V C业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关于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之建议》等著作则可以看作是我倾力科技金融创新的一些代表性成果。
    至于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的想法,早在2002年就形成了。最初的想法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产业化和财富化过程,不仅仅需要股权类融资,更需要大量的债权类融资;二是金融资本特别是银行资本,需要分享新企业、新产业发展带来的利益,而科技银行就应玉成此事。2003年,经过对美国、印度和巴西等国金融创新活动的研究,我更坚定了当初的想法。2003年七八月份,我独立完成了国家科技发展银行的设计建议和方案初稿,并提交科技部。
    有关科技发展银行的设计,在科技部反响并不大,但后来扩散到其他部门和地方,却产生了极大的共振效应。为推动科技发展银行的实施,在全国工商联的力推下,成立了科技部、全国工商联、九三学社和北京市、上海市的“3+
2工作小组。目前,这项事业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只是在一些地方进行“科技支行”试点工作。
   
我主持设计的国家科技发展银行,由于多方主体参与博弈,事实上也有了多种版本。我这里简要地说说“3+
2版本吧。这个版本的国家科技发展银行,其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是主要为进入成长期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和权益化资金,突破企业成长瓶颈;二是只为创业投资企业投资过的项目提供贷款,以规避银行判断上的缺陷;三是在为贷款项目提供贷款时,约定部分贷款可以按约定时间、数量和价格转换成公司股票,以获得分享项目成长成功的好处,并弥补部分亏损项目的损失;四是为创业投资机构提供权益性(包括债权和股权融资)资本;五是国家财政科技投入中用于财政贴息部分、后补助部分可以转化成科技银行的风险补偿金。2008年,我从科技部战略研究院调至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科技金融创新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科技银行是科技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这类金融机构会大量建立。201042,科技部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及中国保监会召开了科技金融高层会谈,形成了共同建立推动科技金融工作的机制;2011224,科技部又会同“一行三会”成立了科技金融协调指导小组,科技金融创新试点工作将马上在全国启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也基本准备就绪。凡此种种,都倾注了我的思考和劳动。

    “大路起于草径,大湖源于涓滴;贤达虽远,渐学渐近!”

 

    三十年不渝赤子心

    多年来,房汉廷的研究范畴涵盖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为我国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健全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日前,房汉廷的作品集《房汉廷文集》结集出版。可以说,这部作品集,牵引着读者回顾了共和国风云激荡的30年改革开放历程,同时,它更凝聚了房汉廷30年来的汗水与心血,满含着他献身祖国经济建设的一片赤诚之心。
    记者:在你涉猎的研究领域中,你认为自己最有成就的是哪个领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及你的成就。
    房汉廷:谢谢你的关注。出版文集,只是想对自己的思考和著述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对那些曾经影响当时或仍将影响未来的作品进行逻辑化的梳理。
    这部文集收文158篇,150多万字,时间跨度接近30年,正如一个国家在一个人身上的历史折射。正如文集总序《历史的镜框》中写到的那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镜框中,每个人也都曾经站在镜框外看那些镜框内的历史;中国的伟大复兴,总体上是世界上少有的和平崛起。这个崛起历程,从我的作品中都能得到明确的印证。
    文集第一卷《制度创新的空间》收录的29篇文章,大多集中在1984年到1998年间,篇篇都在求证制度创新的空间;文集第二卷《资本驱动与金融创新》收录的18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那个时期的发展动能是资本驱动与劳动红利;文集第三卷《创新投资:政府的责任与行动》和第四卷《科技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展现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多彩画卷;文集第五卷《谋国与持家》则展示一个学人感性世界中的鲜活。
    记者:在你的事业生涯中,有几位良师益友?他们对你有哪些帮助和启迪?
    房汉廷:我做过很多年学生,也做过很多年老师,因此更能深刻体会到,一个人的些许贡献,通常都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回望过去,至少有4位良师益友我铭记于心。第一位是我的硕士导师贾履让先生。他是我的经济学领路人,是他告诉我怎样观察和研究经济现象。我早年的一些研究成果,基本都和贾先生有关。可惜天妒英才,贾先生已经离去多年了。每每追忆往事,我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第二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卓元先生。张先生给了我充分的选择自由和发挥的舞台。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指点和鼓励,当时我是很难下决心转向“金融资本市场研究”的。
    第三位是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崛内昭义先生。是他给我打开了国际经济学的窗户,使我及时地避免了做“夜郎”的可能。在东京大学学习和研究的那段日子,是令我心灵震撼的时光—— 我国的经济学已经落后很多了,几乎已经成了空谈者的“茶点”,而当时的我,却自顾沾沾自喜。
    第四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丰义先生。我和唐先生,先同事,后师生。灶君庙宿舍区的石桌子,常是我们午后的课堂。如果说我以前的学习更多是向着一个思考者的方向努力,那么,经唐先生点拨,我慢慢兼具了躬行者的角色。
    记者:听说你还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你经常赋诗吗?
    房汉廷:(笑)我算不上诗人,只是个好写诗的人。诗歌是一种最为直白和简洁的文体,寥寥数语,足以表达无尽意境。其实,我的散文写得比诗歌好得多,“粉丝”也不少。
    比如,在一首题为《苦难击不垮中国人》的诗作中我写到:汶川大地震,8万同胞遇难!有哪个数字,比它更令人生畏。每个阿拉伯数字,都曾是鲜活的生命啊,怎能瞬间湮灭得如此完全?……中国,不老的东方神话;母亲,不屈的东方女神。重压之下,我们再次凝聚,我们正在化戾气为昆仑!听到了吧,看到了吧——共和国总理嘶哑的声音,让逝者欣慰、生者感奋;别怕,强大的中国,有能力面对一切可怕;别哭,如磐的中国,有信心拭去满面的泪痕。复兴路上,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明天的家园,依然是晨鸡报晓的黎明!
    《泾渭殇》是一首自我勉励诗,有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味道:泾水清,渭水浊,泾渭溶一川。贤才至,愚才存,贤愚共一船。不畏飘零苦,不惧时日艰,晨钟暮鼓亦欣然。喜晴日,悲雨天,喜悲看云端。朝青丝,暮白雪,朝暮逝华年。锦绣山河处,忧国忘我时,谁能送我去梦园?
    还有《苇花》:梦里水乡,苇花飘扬。佳人垄上,心向神往。不是我推开你窗,是你敲打了我的心房。不是我日思夜想,是你温柔了我的忧伤。风儿为谁吹,泪水为谁扬?思见伊人面,乞为新嫁娘!
    记者:2011年,对伟大的祖国而言,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对你而言,未来又有何规划?
    房汉廷:祖国的规划,就是我的规划;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职责。具体来说,我想在2011年完成创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收尾工作,并据此为有关决策部门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实际上,我在30年前对自己做的职业生涯规划基本都执行完了,现在正在重新审视下30年的职业生涯规划,当然需要能活那么长啊。(笑)
    季羡林曾说: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想,在国家、民族大利益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想用我一篇散文《贤者之径》的结束语结束今天的交流。
              ——大路起于草径,大湖源于涓滴;贤达虽远,渐学渐近!

 

 


[评论人:张明火] 评论时间:2012-10-19 23:27:59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人际—— 贿赂化”倾向分析》
特别喜欢看这篇文章,相当卓见!
[评论人:房汉廷] 评论时间:2012-10-24 09:42:31
谢谢明火对我作品的认真阅读。如今能够认真读书并有所思考的人已经不多了,如你能持之以恒必有所成。“人际-贿赂化”一文肇始于1987年,成文于1988年,发表于1989年。1989年我刚好27岁,一个头脑中只有真理没有禁忌的年龄。当时的所思所想,意在为当局提醒,以避免贿赂泛滥,终究还是被灾难的现实证明了我的“卓见”。回想此事,宁愿我的判断和分析是错误的,也不愿意看到今天现实真如我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