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汉廷：“东方之子”的贤者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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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研究经验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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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1-10-04 23:49:53
房汉廷：“东方之子”的贤者之径
《创新时代》记者 向荣
编前语：一位前辈曾告戒我，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可我既没有低调的资本，也没有高调的能力，最好还是“白描”的好。以前也接受过一些专访，但仍然觉得《创新时代》杂志这次专访更为全面和更为真实。《创新时代》杂志的小李和我沟通多次，期间也有些分歧，终归我们还是秉承了实事求是的本真，所以才有了该刊2011年第7期这篇东西。文章中溢美之词不少，客观描述部分也很多，刊于此处，无外乎也是一种表达而已。既然书生气，就书生到底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刚到而立之年的他，就曾作客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
他曾弃笔从商，先后出任香港某公司投资部经理、山东某企业总经理等职；他曾30载执著于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收获颇丰；
他曾致力于科技金融创新方面的研究和推动，提出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他还是一位诗人，一篇篇诗作，彰显了他的浪漫情怀。
他，就是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中心副主任房汉廷—— 一位宏观经济、制度创新及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者，一位敢于尝试的实践者，一位高瞻远瞩的先行者，一位有着浪漫情怀的歌咏者……
春末夏初，《创新时代》记者采访了房汉廷先生。
“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做些探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成为我梦寐以求的理想。”
从思考者到躬行者
几十年来，房汉廷专心致志于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从最开始的思考者，到后来的实践者，房汉廷始终循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最终实现了一次次完美“转身”。
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央视《东方之子》栏目就曾对你做过专访。能上这个栏目的人，都是在某个领域有突出贡献者。当年，你的哪些成就使得《东方之子》关注你？
房汉廷：你说的是1995年的事了。那时，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开播还没有多久，一些非常有成就的人士相继在该栏目上亮相。说实话，我当时也很爱看这个栏目，也确实觉得那些人能够代表当时中国各行各业的顶级水平，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也能在这个栏目露面。
事后，我询问栏目组的编辑为什么请我上这期节目，他们告诉我，是《人民日报》一位经济理论版的负责人推荐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在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证方面的研究成就。
那一年，我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的专著。在那部作品中，我不仅系统评价了现代资本市场的理论发展脉络，还以日本资本市场为鉴，以定量和定性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日本资本市场结构的优劣、国际化得失、泡沫经济崩溃等问题。对于公开资本市场仅起步一两年的中国来说，这些研究既显得超前，又对实践具有非常强的指导价值。这部作品明确提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四大准则，即“坚持以间接金融为主，对直接金融应采取慎重态度；实行严格的银行与证券分立制度；建立合理的持股结构，防止泡沫经济发生；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宜太快。”
我很幸运，这项完成于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书中的四项准则，也被我国的金融决策者们采用了。
当然，那个时期，我的研究还有一些值得提及。如1987年我与贾履让先生合著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之一，特别是对劳动力商品的论证更为引人注目。同时，在1988年完成的两项成果《面向市场改革的难题与对策》和《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人际—— 贿赂化”倾向分析》，也引起了同行和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
记者：这些年来，你执著于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收获颇丰。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走上了理论研究之路？
房汉廷：从专职做理论研究到兼职，前后持续了将近28年。在这期间，我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4年—1989年。这期间，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上。1978年底，党中央提出“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但怎么“改革”和如何“开放”，并没有一套标准，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是邓小平新政的直接受益者，恰好在读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又研习经济学。于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做些探索，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成为我梦寐以求的理想。
自此，读文献、搞调研、与人争论、努力写作，几乎就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全部。此时期的代表性成果除前面提到的两篇论文之外，最重要的成果是1988年我和贾履让先生合著的、比较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结构的专著出版了，这部著作对后来宏观市场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第二阶段为1989年—1995年。1989年秋，我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思考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从当时情况看，我认为中国在大的制度选择上虽然会有一些波折，但方向和基本制度框架是可以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接下来中国会发生什么？中国更需要哪方面的研究者呢？
思考的结果是：未来中国将从“经济制度需求为主”转变为“经济技术需求为主”，而一个经济学工作者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角色转换。于是，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放到了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和政
策构建上。我认为自己这次转变非常有价值，不仅为国家需要作好了准备，也使自己从一个制度研究者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经济技术研究者。
第三阶段为1995年—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已经逐渐从“改革为主”向“开放为主”过渡，国际经济再次进入我的研究视野。我选择了从资本市场研究领域退出，开始研究外商投资、人民币的国际化、WTO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之策。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97年出版的《外商投资企业分析》和2000年出版的《WTO与中国企业金融创新》两部专著。这段时间还有两篇值得关注的文章：2000年发表的《面对WTO人民币依然坚挺》，明确地分析判断出，人民币遇到的难题是升值而不是贬值，中国要为本币大幅度升值作好准备；2001年发表的《WTO后中国股市八大猜想》，明确指出了中国股市的新变化和新格局。文章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转载。
第四阶段为2001年—2011年。其实，自1997年始，我就断断续续地“下海”，但从未停止理论研究工作。到2000 年的时候，我已经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完全“上路”了，正当我准备全身心地大干一场的时候，科技创新的新课题进入了我的视野。
如你所知，不管是应国家需要，还是个人喜好使然，我一头扎进科技创新研究领域，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中，我最重要的工作是全程参加了《2006—2020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研究、纲要编制、配套政策制定，特别是作为《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专题战略研究常务负责人期间，我对研究是极为投入的。如今，“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然成为国策，成为现实，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收录在我的文集第四卷（《创新投资：政府的责任与行动》）和第五卷（《科技金融的兴起与发展》）。
“如果我们把财富比喻成长、宽、高的话，那么，资本家就是长度，科学家就是宽度，而企业家就是高度。”
倾力科技金融创新
在商海“弄潮”的一段经历，不仅为房汉廷积累了“有形财富”，更为他创造了宝贵的“无形财富”，为他其后的事业方向和专业研究找到了新目标。而此正是房汉廷能在科技金融创新方面取得诸多硕果的重要原因。
记者：你曾弃笔从商，先后出任香港某公司投资部经理、山东某企业总经理等职。在商海拚搏期间你有什么收获？对你以后的工作有何促进？
房汉廷：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我来说，金钱、经验、务实等，都是“下海”后获得的财富。有形的财富，为我后来心无旁骛地进行国家需要的研究提供了保障；无形的财富，令我看问题、分析问题增添了“从下往上”看的视角。
我想结合这两年研究的一个问题谈谈感受。大家都知道，建设创新型国家要依靠科技进步。但为什么前苏联及今天的俄罗斯的科技水平那么高，而经济却被美国人戏称为“肢体经济”呢？
通过梳理近400年的科技发展史和经济发展史，我渐渐发现了世界经济领导者的一个重大“秘密”。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观察，最近400年的经济史中，每隔50～70年，世界经济都会完成一次大的转换，领导者也据此发生变化。后来，演化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佩蕾斯发现，引起这种大转换的动力之源，正是重大技术创新引起的产业革命。
实际上，我的研究正是顺着这条主线不断深入的。从我目前的研究结论看，决定一次大的产业革命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三大动力源，即重大技术创新、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资本和卓越的企业家群体。哪个国家或地区抓住了这三大要素并使之发生“化学反应”，它就很可能成为新的领导者。
我形象地把财富创造与三大要素的新模型概括为“一纲三目”。这个“纲”，就是要以财富创造为纲，以技术创新为种子目，以创新资本为营养目，以企业家为管理目。只有做到“一纲三目”，才能够做到财富的涌流和创造，才能够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把它进一步地浓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它是创新经济体，肯定是三种人集聚得最多——科学家、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这三种人如果集聚得不够，该经济体的创新程度就不够。如果我们把财富比喻成长、宽、高的话，那么，资本家就是长度，科学家就是宽度，而企业家就是高度。
记者：你曾组建科技部研究中心创业投资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一直致力于科技金融创新方面的研究和推动。你更提出要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请谈谈当时的想法和思路以及目前的情况。
房汉廷：2002年，在我的动议下，科技部研究中心成立了创业投资研究所，并由我担任所长。这是个“美差”也是个“苦差”。言之“美”，在于搭建了一个很好的话语平台，可以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专门研究创业投资以及相关的科技金融问题；还可以建立一套机制，组织国内相关同行共同推动科技金融创新研究。言之“苦”，则在于没有人才基础，没有文献基础，也没有经费支持。
尽管如此，我对自己出任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这段时期的工作，还是满意的。此期间，研究所先后承担国务院重大课题1项、省部级重点课题10项，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的主力军之一。2002年—2008年期间，研究所相继提出并完成了“国家科技发展银行”“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方案设计，连续6年出版了《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组织研究撰写了《上市公司科技板块分析》（2004，2005，2006）。
对我个人而言，在此期间，尽管我把大量精力投放在了学科建设、国家任务和组织管理上，但并没有弱化我的研究力度和深度。《为创新投资》《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等著作可以看作是这个时期的科技宏观研究成果，而《科技金融：理论、实践与政策》《中国V C业发展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关于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之建议》等著作则可以看作是我倾力科技金融创新的一些代表性成果。
至于设立国家科技发展银行的想法，早在2002年就形成了。最初的想法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产业化和财富化过程，不仅仅需要股权类融资，更需要大量的债权类融资；二是金融资本特别是银行资本，需要分享新企业、新产业发展带来的利益，而科技银行就应玉成此事。2003年，经过对美国、印度和巴西等国金融创新活动的研究，我更坚定了当初的想法。2003年七八月份，我独立完成了国家科技发展银行的设计建议和方案初稿，并提交科技部。
有关科技发展银行的设计，在科技部反响并不大，但后来扩散到其他部门和地方，却产生了极大的共振效应。为推动科技发展银行的实施，在全国工商联的力推下，成立了科技部、全国工商联、九三学社和北京市、上海市的“3+2”工作小组。目前，这项事业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只是在一些地方进行“科技支行”试点工作。
我主持设计的国家科技发展银行，由于多方主体参与博弈，事实上也有了多种版本。我这里简要地说说“3+2”版本吧。这个版本的国家科技发展银行，其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是主要为进入成长期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和权益化资金，突破企业成长瓶颈；二是只为创业投资企业投资过的项目提供贷款，以规避银行判断上的缺陷；三是在为贷款项目提供贷款时，约定部分贷款可以按约定时间、数量和价格转换成公司股票，以获得分享项目成长成功的好处，并弥补部分亏损项目的损失；四是为创业投资机构提供权益性（包括债权和股权融资）资本；五是国家财政科技投入中用于财政贴息部分、后补助部分可以转化成科技银行的风险补偿金。2008年，我从科技部战略研究院调至科技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科技金融创新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科技银行是科技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这类金融机构会大量建立。2010年4月2日，科技部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及中国保监会召开了科技金融高层会谈，形成了共同建立推动科技金融工作的机制；2011年2月24日，科技部又会同“一行三会”成立了科技金融协调指导小组，科技金融创新试点工作将马上在全国启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也基本准备就绪。凡此种种，都倾注了我的思考和劳动。
“大路起于草径，大湖源于涓滴；贤达虽远，渐学渐近！”
三十年不渝赤子心
多年来，房汉廷的研究范畴涵盖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为我国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健全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日前，房汉廷的作品集《房汉廷文集》结集出版。可以说，这部作品集，牵引着读者回顾了共和国风云激荡的30年改革开放历程，同时，它更凝聚了房汉廷30年来的汗水与心血，满含着他献身祖国经济建设的一片赤诚之心。
记者：在你涉猎的研究领域中，你认为自己最有成就的是哪个领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及你的成就。
房汉廷：谢谢你的关注。出版文集，只是想对自己的思考和著述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对那些曾经影响当时或仍将影响未来的作品进行逻辑化的梳理。
这部文集收文158篇，150多万字，时间跨度接近30年，正如一个国家在一个人身上的历史折射。正如文集总序《历史的镜框》中写到的那样：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镜框中，每个人也都曾经站在镜框外看那些镜框内的历史；中国的伟大复兴，总体上是世界上少有的和平崛起。这个崛起历程，从我的作品中都能得到明确的印证。
文集第一卷《制度创新的空间》收录的29篇文章，大多集中在1984年到1998年间，篇篇都在求证制度创新的空间；文集第二卷《资本驱动与金融创新》收录的18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那个时期的发展动能是资本驱动与劳动红利；文集第三卷《创新投资：政府的责任与行动》和第四卷《科技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展现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多彩画卷；文集第五卷《谋国与持家》则展示一个学人感性世界中的鲜活。
记者：在你的事业生涯中，有几位良师益友？他们对你有哪些帮助和启迪？
房汉廷：我做过很多年学生，也做过很多年老师，因此更能深刻体会到，一个人的些许贡献，通常都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回望过去，至少有4位良师益友我铭记于心。第一位是我的硕士导师贾履让先生。他是我的经济学领路人，是他告诉我怎样观察和研究经济现象。我早年的一些研究成果，基本都和贾先生有关。可惜天妒英才，贾先生已经离去多年了。每每追忆往事，我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第二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卓元先生。张先生给了我充分的选择自由和发挥的舞台。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指点和鼓励，当时我是很难下决心转向“金融资本市场研究”的。
第三位是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崛内昭义先生。是他给我打开了国际经济学的窗户，使我及时地避免了做“夜郎”的可能。在东京大学学习和研究的那段日子，是令我心灵震撼的时光—— 我国的经济学已经落后很多了，几乎已经成了空谈者的“茶点”，而当时的我，却自顾沾沾自喜。
第四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丰义先生。我和唐先生，先同事，后师生。灶君庙宿舍区的石桌子，常是我们午后的课堂。如果说我以前的学习更多是向着一个思考者的方向努力，那么，经唐先生点拨，我慢慢兼具了躬行者的角色。
记者：听说你还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你经常赋诗吗？
房汉廷：（笑）我算不上诗人，只是个好写诗的人。诗歌是一种最为直白和简洁的文体，寥寥数语，足以表达无尽意境。其实，我的散文写得比诗歌好得多，“粉丝”也不少。
比如，在一首题为《苦难击不垮中国人》的诗作中我写到：汶川大地震，8万同胞遇难！有哪个数字，比它更令人生畏。每个阿拉伯数字，都曾是鲜活的生命啊，怎能瞬间湮灭得如此完全？……中国，不老的东方神话；母亲，不屈的东方女神。重压之下，我们再次凝聚，我们正在化戾气为昆仑！听到了吧，看到了吧——共和国总理嘶哑的声音，让逝者欣慰、生者感奋；别怕，强大的中国，有能力面对一切可怕；别哭，如磐的中国，有信心拭去满面的泪痕。复兴路上，中国已经团结起来。明天的家园，依然是晨鸡报晓的黎明！
《泾渭殇》是一首自我勉励诗，有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味道：泾水清，渭水浊，泾渭溶一川。贤才至，愚才存，贤愚共一船。不畏飘零苦，不惧时日艰，晨钟暮鼓亦欣然。喜晴日，悲雨天，喜悲看云端。朝青丝，暮白雪，朝暮逝华年。锦绣山河处，忧国忘我时，谁能送我去梦园？
还有《苇花》：梦里水乡，苇花飘扬。佳人垄上，心向神往。不是我推开你窗，是你敲打了我的心房。不是我日思夜想，是你温柔了我的忧伤。风儿为谁吹，泪水为谁扬？思见伊人面，乞为新嫁娘！
记者：2011年，对伟大的祖国而言，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对你而言，未来又有何规划？
房汉廷：祖国的规划，就是我的规划；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职责。具体来说，我想在2011年完成创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收尾工作，并据此为有关决策部门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实际上，我在30年前对自己做的职业生涯规划基本都执行完了，现在正在重新审视下30年的职业生涯规划，当然需要能活那么长啊。（笑）
季羡林曾说：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想，在国家、民族大利益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想用我一篇散文《贤者之径》的结束语结束今天的交流。
——大路起于草径，大湖源于涓滴；贤达虽远，渐学渐近！
房汉廷
特别喜欢看这篇文章，相当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