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
| 创建时间： | 2010-01-11 |
| 最后更新时间： | 2012-0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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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志
关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方面的若干认识和建议 图1 现代工业体系的基本结构(箭头代表物质产品的主要流动方向) 关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方面的若干认识和建议
高端装备制造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自主实现与发展“制器之器”能力的关键，是国家硬体实力的所在，决定了一个国家是自主型国家还是依附性国家。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要振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能不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认识。对目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现状需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在制定相关产业振兴规划和政策时理应遵循科学规律、应用科学方法，并且要注意吸收在本领域内有民族责任、长远眼光和科学精神的有长期实践经验者，参加到产业规划与政策制定中来。这样出台的规划和政策才是脚踏实地而可靠的，才能够推动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真实进步和快速发展，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彻底解决我国面临的“技术空心化”的困局，形成我国自主的国民经济基干工业硬件支撑体系。这里，笔者就我国高端装备制造方面若干问题的思考、认识和建议，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对现代工业体系结构的认识问题。
对现代工业体系结构的认识是一个首要问题。没有对现代工业体系的结构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就不会对高端装备制造的本质、地位和作用有基本的正确认识。
图1给出了现代工业体系的基本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工业体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内在逻辑关系而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这个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机械工业，包括工作机械制造和产业机械制造两大部分。机械工业是现代工业体系的根本。没有自主的高水平机械工业，就不会有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我们所关注的高端装备制造，正是其中的核心与精华部分。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将高端装备制造作为一个重点部分，可以说切中了问题的关键，其指导性和方向性是没有疑问的，但其五大规划重点所体现出来的重心偏重于“器用层面”，对其背后的“制器之器”层面缺少足够的重视和认识，这不能不让人担心是否还会形成以往进口“制器之器”来制造“器用之器”的恶性循环。这种偏差如果不是无意识的急于求成所致，那就是对现代工业体系的基本结构缺乏应有的深刻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本末倒置的认识都会带来长远的后果。我们应该对作为国民经济骨干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现代工业体系包括冶金、化学、机械和电子等基干产业。通常所说的高技术或高科技产业，实际上是基于基干产业的次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领域的太阳能与核能等产业、通讯领域的量子通讯和微波无线通讯等产业、生命科学领域的基因工程和新药开发等产业、航天领域的卫星和空间飞行器等产业。如图1所示，在这个系统中，随着物质产品的由下到上的流动，初级矿物等原材料经冶金和化学等工业环节，生产出其他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材料，其中一部分经历新材料产业的进一步开发，随后经由工作机械和产业机械的再造过程，成为各种构件、部件与元器件等，经组装与集成最后成为最终的产品，包括大到汽车、飞机、轮船、高速列车、卫星、核电站、电子显微镜及各种大型科研设备等，小到数码相机、手机、电脑、微波炉、打印机、电视机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等，林林总总构成我们现代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内容。
这里，应当把制造工业产品的能力和产品的组装与集成恰当地区分开来。如果没有从头制造的整条产业链，而只是拥有产业链的下游组装或集成环节（如图1最上端所示），则谈不上自主的工业体系，当然也谈不上自主的高端装备制造。
因此，我们所说的高端装备制造，必然是包含了作为现代工业体系骨干支撑的整条产业链的、从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的关键环节上的工作机械和产业机械的制造能力。随着现代工业科技的快速发展，现在的机械工业早已不是上世纪中期以前的机械工业的概念，其高端部分已经进化到复杂而精密的智能阶段，其科技含量也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在整个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机械工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没有一个自主的现代机械工业体系，或者说没有一个自主的高端装备制造工业体系，就不会有自主的工业、自主的经济，也不会有自主的国防和国家安全。从这层意义上讲，自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自十几年前市场化概念、国际分工和与国际接轨的概念在我国泛滥以来，“走捷径”的做法层出不穷，贪小利而忘大义、急功近利而自废武功的产业发展闹剧在很多地方争先恐后地上演，甚至有些利令智昏的产业自戕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使得我们国家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迅速滑向下游，不断进口先进技术与装备，耗费劳动力和资源，生产商品销往世界，表面上解决了就业、税收与发展问题，实质上却逐渐瓦解了我国本来就基础薄弱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以至于到目前很多领域离开了进口技术与装备就无法生存。在国外先进大工业体系的竞争和挤压下，我国基干工业体系的建设一直面对“后发劣势”的困境，尤其在高端装备制造方面，在西方跨国公司有预谋、有计划地收购、合资及各种打压之下，几近绝境。其直接结果就是，我国有相当大部分的工业生产不得不依靠发达国家的基干工业体系才能运转和生存，在很多方面被整合到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大工业体系中，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这样的国际分工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讲是十分危险的、也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与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
目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中，有90%的高档数控机床和95%的高档数控系统依赖进口，智能装备的对外依存度高达70%、大部分机器人和工厂自动控制系统依赖进口，中高端科学仪器和精密测量仪器基本由国外垄断，很多领域的高品质元器件、关键功能部件和重要基础件、高品质原材料和试剂等也不得不依赖进口。形成这些“制器之器”和“器用之器”对外依赖度如此之高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我们高端装备制造工业体系的瓦解和虚弱。
高端装备制造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有不折不扣的科学精神和敬业精神，才有可能做好。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这是一项基本功，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从图1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工业发展应该努力的正确方向在于工作机械和产业机械领域的高端装备制造，这才是破解目前我国工业发展困局的关键所在，也是突破我国“制器之器”瓶颈、完成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由图1还可看出，高端装备制造对产业的组织性与协调性的要求是很高的，靠单个或若干个企业去完成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只有国家层面行使统一的组织与协调功能，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应当指出，一个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尤其是其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体系，是有其内在逻辑和生命力的，一旦形成，它便具有自我进化与自我扩张功能。
第二个问题：衡量和评价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标准问题。
高端装备制造涉及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各个领域，用什么来衡量和评价其发展和进步是一个大问题。换句话说，评价它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标准呢？
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标准，就是“技术力”标准。“技术力”是指从矿石等原始素材起始直到制造出现代工业制品的能力，可由相关统计指标来衡量其高低，并可由大量数据图表体现出来。把是否有利于“技术力”的形成、培养和提升，作为衡量和评价我们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我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规划与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才是比较科学的。对一个国家而言，“技术力”是买不来的，是内功，只能依靠自己培养和内生。
那么，能否以经济效益为标准来衡量与评价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进步与发展呢？答案是不能。这与现代工业体系的结构和高端装备制造在该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直接相关的。虽然高端装备制造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自主实现与发展“制器之器”能力的关键，但它却往往没有多少直接的经济效益可言，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多在其下游产业中才能间接体现出来。在国家层面需要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在整个工业体系中这是一个花钱的环节而不是一个赚钱的环节，但却是整个现代工业体系的命门所在。政府需要采用政策与财政手段强力支持这个环节，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效益驱动对这个环节是不合适的。这也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秘而不宣的成功秘密所在，而他们在修成正果后却拿“市场经济”的概念来误导我们，诱导我们的工业体系转向全球化产业食物链的下游，成为他们大工业体系的附庸。要知道，基干工业体系的建设、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体系的建设，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问题，我们不应该被战略误导而误入歧途。
因此，有了“技术力”这个标准，我们就可以较好地衡量和评价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成果与效果。这样，在建设自主的基干工业体系、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就抓住了根本、就不会迷失方向。
一个国家拥有了深厚“技术力”，即使一场战争把这个国家地面上的有形工业设施全部毁掉，只要这“技术力”的主要载体－“人”还在，它也能够很快从废墟上重建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该认识到培养“技术力”的关键在哪里。
第三个问题：振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相关运作机制问题。
上面给出了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应该怎样进行认识与评价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走一条“自主式”路线。走依靠西方发达国家大工业体系的“买办化”路线不仅行不通，而且是没有希望的。走“自主式”路线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外援”，相反我们应该争取一切外援，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有利于形成、培养和提高我国的“技术力”，而不是相反。在这方面，应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应取权宜之计，而应取长远之计。
下面是关于振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相关运作机制的三点建议。
其一，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
由于高端装备制造在整个现代工业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与作用，以及对产业的组织性与协调性的较高要求，决定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十二五”规划中关于高端装备制造的部分，就是这种“顶层设计”要求的具体表现，这是没有疑义的，相信在今后的实行中进行适当的合理化调整，能够使我们国家的高端装备制造方面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这个规划及规划实行的效果呢？目前的主流认识还是集中在经济效益和产业升级方面，这是从现象和结果入手去进行评价，没有直达问题的本质。上面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个根本标准，就是“技术力”标准，舍此以外很难触及问题本质，当然也就很难对“顶层设计”的产业规划进行科学认识与评价。只有拿“技术力”标准去思考和认识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规划及其布局谋篇，才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和钥匙。
在进行“顶层设计”规划时，民族责任、长远眼光和科学精神要贯彻到整个规划过程中，“产学研官”几个方面的参与均不可或缺，尤其是要注意吸收在产业第一线有长期实践经验者参与其中，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的“顶层设计”既能够脚踏实地、又能够高瞻远瞩，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振兴提供切实的保证。
其二，国家战略层面的“计划与管制”。
同样是由于高端装备制造在整个现代工业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地位与作用，及其对产业的组织性与协调性的较高要求，决定了其应具有比较强的“计划性”。但只有计划而没有“管制”，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后发劣势”的国家而言，在欧美日发达国家大工业体系的挤压下，是不可能有效实现“计划目标”的。这里不得不强调，作为基干工业体系核心与精华部分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相比于以往的经济规律，有其不应被忽视的特殊性，不能用通常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
从根本上讲，目前世界上存在三套完整的大工业体系，分别属于欧美日三方，他们都具有完整而深厚的技术力，都可以从头制造出现代社会的一切“制器之器”和“器用之器”。目前这三套大工业体系的合纵连横基本覆盖和控制了整个文明世界。由于存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资本利益，已经成熟的大工业体系必然会对未成熟的大工业体系进行打压，因为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成熟的有内在生命力和进化能力的大工业体系必然会对试图成长的潜在对手要么进行剿灭要么将其纳入自己的循环系统。第一套大工业体系诞生于欧洲，伴随着全球殖民与掠夺而成形；第二套大工业体系诞生于美国，伴随着来自欧洲的经济与技术打压、独立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而成形；第三套大工业体系诞生于日本，从明治维新经两次世界大战而成形，尽管二战中战败，但其完整的技术力已然形成，二战后很快便从废墟上重新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别无选择，要么被整合到他们的大工业体系中去，要么被边缘化，要么发愤图强建立自主的大工业体系、尤其是自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体系。创建这样的大工业体系，单靠个别企业、个别行业或民间资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这只能是一种政府职能、国家行为，而且其失败的概率还比较大，一方面是因为人性自私的弱点，一方面是因为创建这样的基干工业体系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体系，不仅十分困难，而且往往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可言。在目前“全球化”、“市场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观念泛滥的当下，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建设和完善这个体系，可以说十分不易。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我们别无选择，除非去做附庸。
明白了上面这个特殊性，在我们“后发劣势”的情况下，有了“计划”后怎样通过“管制”来“强行”打造自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体系呢？
这里，我们怀有复杂感情的近邻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长期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这使国家、企业和人民能够同心协力构筑强大的工业基础。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围绕Full Set产业构造，以利于完整产业链的形成，防止技术受制于人。对输出产业奖励，输入则严格限制。整个产业采用“护送船团”方式，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
日本对输入限制非常严格，不允许任何输入影响本国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技术方面。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今天）、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为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
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
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
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对照上面日本旨在培养“技术力”的产业发展与管制政策，反观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对技术引进方面的认识与操作的误区，以及目前形成的困局，怎能不让人扼腕！日本企业引进技术装备的“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的自律和自强精神，与我国各地的不断重复引进技术装备却长期不能国产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很明显，如果没有体现“国家意志”的“全国一盘棋”的强有力的“管制”与推动，“市场经济”就会直接驱动产业资本继续走急功近利的重复引进的老路，这种“走捷径”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做法是不会有希望的。因此，“计划与管制”才是“后发劣势”国家的“技术力”培养与内生的保障。在打造国家经济的支撑体系—现代化工业体系、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体系的时候，市场是手段而绝不是目的！在这里应该用“看得见的手”取代“看不见的手”，否则那只“看不见的手”就会避重就轻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走上“买办化”道路，从而摧毁我们打造自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体系的努力。国民经济中工业体系的上游一定是计划和管制的，中下游才是逐渐放开而趋向完全市场化的。
其三，“产学研官”四方密切配合。
正是由于高端装备制造的“技术力”标准、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和“计划与管制”的要求，这决定了要振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在执行层面上需要“产学研官”四方密切配合。只有实现了有效的“产学研官”紧密配合，才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后发劣势”的情况下迎头赶上，“强行”实现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培养起我们自己的“技术力”。我们中国人并不缺少聪明才智，这里的关键在于“国家意志”和系统配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办法及对应的运行机制。
在切入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回顾一下我国二十余年来引进外资过程中的得失。由此出发，我们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及办法。
应该肯定的是，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在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与进步，让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我国各地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对“技术力”的认识却一直存在相当大的盲区，这可以简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请允许我只讲负面问题，并使用一些通俗的语言来进行描述）：
1．中外合资企业方式：目标是学习先进管理及技术，但结果往往成为外资控制核心部分而中资只能“跑龙套”的局面，在外资设定的“玻璃天花板”下面活动，只能做“跟班”；
2．外商独资企业方式：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优惠，使相关国企在竞争劣势中更易被挤跨，市场丢掉自主技术力也被瓦解，核心技术和技术力渐行渐远；
3．成套设备和技术引进：往往高价引进行将淘汰的技术，引进一代落后一代，同时瓦解了自己的装备研发和升级能力；
4．市场换技术：换不来高端技术却把市场让出了，往往“引狼入室”挤垮国内相关自主产业，被收编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生产车间”；
5．产业发展中的“比较优势理论”：诱导政府层面经济发展方面的机会主义，“小商贩的认识水准”，误国误民。
面对以上五个方面，我们应该进行反思和再认识。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和策略本身是正确的，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引进外资解决了若干领域的“有和无”的问题之后，“嫁接和移植”了大量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装备和技术之后，却被出现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和GDP的巨大增长所迷惑，导致很多地方争先恐后地采取“走捷径”而盲目“引进外资”的办法发展地方经济，以致忘却了背后的本质问题，没有及时认识到我们的“自主技术力”正在被绑架和瓦解的严重性。当初制定“利用外资”策略的初衷没有能够不折不扣地有效地实现，以至于目前我们在很多层面和领域不仅“被外资利用”而且“被外资绑架”！结果在若干产业方面逐渐形成了事实上的“技术空心化”与“买办化”，并且由于长时间、大范围和大规模地引进外资，直接助长了近些年一些领域的“买办思想”的沉渣泛起，相关社会问题也随之而生，这些都会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面对这样的局面，只能也只有“国家意志”才能矫正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偏差。这种“国家意志”，具体到振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就是“产学研官”四方面的密切配合、调动社会资源和一切积极因素，着眼于“技术力”的形成、培养和提升，打造和完善我国自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体系。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不难找到了。这里给出一套“产学研官”四方面密切配合的互动机制，抛砖引玉供大家思考。
首先界定四个方面的主体。“产”即产业界，其主体为企业；“学”即学界，其主体包括知识界和教育界；“研”即研究与开发机构，其主体为国立及民营研究实体、企业所属研发实体，以及大学所属研究实体；“官”即政府管理及职能部门，其主体为各级政府的管理和职能部门。这四个主体，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振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过程中，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产学研官”四方面的密切配合，一是体现在“顶层设计”和“计划与管制”的政策与规划的制定方面（如上面建议一和建议二所述），二是体现在实行和执行层面。这四个方面是培养国家“技术力”、打造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体系”的直接相关者。下面来看它们在实行和执行层面所担当的角色与互动机制。
“产”和“研”是主要承担者和具体实行者，在“器用之器”和“制器之器”两方面，“产”侧重于前者，“研”侧重于后者，共同负责“有形层面”的“技术力”的培养和“高端装备制造体系”的打造；“学”和“官”是主要组织者、规划者、管理者与服务者，其中“学”侧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理论支持及软环境的建设，“官”侧重组织、协调和管理、社会资源的调动和保障、督导和服务，共同负责“无形层面”的“技术力”的培养，确保“顶层设计”的有效执行和“计划与管制”的有效落实。这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是必不可少的，是“高端装备制造体系”的组织性与协调性的内在要求。这里特别指出，以往我国提倡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中，缺了“官”这一方，不仅是理论上的一个缺陷，在实践中也往往形成“官”要么“越俎代庖”要么“缺位”的不合理局面，不能有效推动“技术力”的培养和提升。“官”作为培养“技术力”和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体系”的四方中的重要一极，是我国国家性质和体制的内在要求。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顾“后发劣势”的基本国情、盲目向西方学习，“官”决不能做“裁判”和“旁观者”，而应做直接负责者。即使在欧美日工业强国，一旦出现国际间激烈产业竞争，政府也是要出面为本国企业说话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有为而治”，不应屈从和迷信所谓的自由市场教条，否则无法向人民和历史交代。
“产学研官”四方需要恰当地做好自己的角色、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发挥好自己的功能。在运作层面上，政府主导、各方分工协作紧密配合，举国之力培养和提升国家“技术力”、打造起“自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体系”，尽快完成过渡过程，摆脱依附性，脱离全球化产业食物链的最底端；通过自主创新，产业技术积累走一学、二用、三赶、四超的自力更生之路，快速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鉴于政府的职能，将技术力提升纳入并作为政府政绩考核之重要内容之一。
总结一下，上面所述关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方面的若干思考、认识与建议，简言之就是：“一个体系，一个标准，三点建议”。
最后，我们不应忘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我国的贸易禁运和高端技术封锁，自我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直到现在还经常对我们挥舞禁运与封锁的大棒。难道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对此能长期视而不见而总是仰人鼻息吗？难道我们缺少反思能力、决心和应有的对策吗？这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所在。目前我国工业经济正在向较高阶段过渡，已经不能靠引进技术和合资合作来向上发展了，必须立足自主创新、自主发展，培养起靠得住的“内在技术力”，克服“技术空心化”，才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在我国目前还是举国体制之下，只要定下决心和对策，知难而进，完全可以突破“制器之器”的瓶颈，摆脱对西方大工业体系的依赖，走上自主之路。但若等到将来基干产业也被市场化和私有化之后，那就真的万劫不复了。在这方面，我们面对的是民族责任和历史责任。在我国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历史关头，民族责任、长远眼光和科学精神应须臾不忘。有识之士，责无旁贷！
（作者：张建武中国科技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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