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志
物丰神疲下的“华夷”新说物丰神疲下的“华夷”新说 房汉廷 中国之崛起,必源于物质之丰和精神之富。 物质之丰,经三十余年图强,渐已达成。仅就GDP总量而言,目下的中国已经是数二望一,即使按人均GDP计算,也超过了4000美元这一中等发达国家的基准线。若再考虑购买力问题,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劲引擎,无论是全球企业购并、奢侈品采购,还是大宗产品需求,抑或是艺术品拍卖,都不乏中华买家。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全球危机,美国虚拟经济大厦崩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阿拉伯之春迅即演变成烽火三月,东亚沉沦依旧……凡此种种,无论是中国自身之强,或者是他国自损,都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出了一个一百五十年未遇之物质大中国。 精神之富,历六十余年荡涤,所剩无几。目下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内陆近无源流。盖“五四”以来,夫子被扫地出门,老子被推上“道德”审判台,甚至当年胡适等先锋人物请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文革”期间也被推入深渊。至中国1966年“文革”爆发,泱泱华夏近乎人间地狱,何止于礼崩乐坏,简直就不存在“礼”和“乐”。有君无臣,民伐自便,环伺左右皆暴民矣。及“改革开放”,西风重进,夷思潮涌,华夏精神更无存身之处矣。如今小儿,英语渐通,倒是华语常窘。此状况若再持续三十年,我华夏族终将重归丛林。 物质之丰欠,犹如人体之康健或羸弱;精神之富穷,犹如人思想之健全或残缺。当体健不是要务之时,思想之脉必成要冲。观近百年中国之思脉,“华夷”始终推动和牵绊着中国的轨迹。 “华夷”之思想,属于大概念。“华”既有儒、道本流,亦有久传入汉的“释”路;“夷”既有晚明以来东传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有启蒙思想家的“平等、博爱、自由”,还有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并最终被中国共产党人奉为“圭臬”马克思列宁主义等。 事实上,儒之“仁者爱人”与启蒙思想家的“博爱”有异曲同工之处;道之“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有相近之处。当然,那些乖戾的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乖戾行动或行为,也同样存在于这些思想源流之中。东西方先哲之思想,之所以如此接近,甚至于同气相求,隔空隔世相和,大概都源于“人性”及人之于自然的和谐之愿。 长久以来,挺“夷”派固守的就是“华”不融于科学、民主,因此中国要搭上现代化列车,必须弃华而师夷。此观点至今盛行。其实,回望五千年历史,你会蓦然发现这只是一个伪相关的解释。“夷”就都是民主?都是科学?未必尽然。启蒙思想是“夷”,马克思主义不是“夷”吗?孙中山借“夷”而“三民主义”,毛泽东借“夷”而“社会主义”,邓小平借“夷”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长久以来,挺“华”派固守的就是“夷”重奇技淫巧而疏于思想教化,因此中国只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观点至今不但盛行,且危害巨矣。稍懂一些现代西方思想源流的人都知道,“西夷”之奇技淫巧实在是科学精神的结果,而为这些创新活动服务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建设,才真正是“夷”的精髓。如今之中国,在对待“夷”的态度和行动上,并不见得超出当年李鸿章等人的水平。我们相当多的主流意识,总是停留在“鸡蛋可以吃,但鸡是坏鸡,那个鸡窝就更坏了”。这种挺“华”实则是灭华,是拒绝华夏文明充分吸收当代文明的最有效成果。 综上,“华夷”之别论可休矣。若摒弃器物和工具等物质范畴,“华夷”并无“天壤之差”。因之,中国之精神诉求,当从两个“原教旨主义”出发。 一是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儒道之学,直达人性和信仰。原教旨主义的儒学,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人从哪里来,来之后如何做以及人到哪里去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身体发肤取自父母”,现代科学同样证明了我们来自父母而不是上帝。从这个建构出发,儒家给我们描绘的前生,前前生……,我们不但看得见,甚至会在一起生活很多年。人应该怎么做?“仁、义、礼、智、信”五种规范若都能做到,一定呈“君子”范儿。人到哪里去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个体的终极使命,是使前人千辛万苦保留下来的基因传承下去。没有传承,生命的意义骤然暗淡。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他(她)的子女时,事实上就看到了他(她)的来生。想想看,儒家给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何等丰富而现实啊。 道家学说,直达自然本质和规律。原教旨主义的道学,清晰地阐明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让每个个体都能知道如何与天处,与地处,与人处。合乎天道,则风调雨顺;合乎地道,则物阜粮丰;合乎人道,则国泰民安。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二是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特别是民主、科学和契约精神。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平等、博爱和自由”之思想,是使人类从丛林进入真正文明的指路明灯。有了这些,现代人类才逐渐构建出合乎天道、地道和人道的秩序。卢梭等人提出的“契约精神”,是使人类取得共同价值的基础和规范。没有“契约精神”,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啊? 有了两个“原教旨主义”,我们还构建不起来我们的精神大厦吗?彰“华”不是抑“夷”,彰“夷”同样不是抑“华”。“华夷”之辩,关键在于取舍,而取舍之要在于人性与天道。换言之,人间大道,道在人性,一切反人性的教条、说教,祸不在浅。当中华复兴之际,思想与信仰的源流必须重归人性,重归人与天、地的和谐之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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