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教父——孙冶方传略

房汉廷

     编前语：在写恩师张卓元先生经济学理论评传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屡屡让我感动、感慨、感佩、感悟。他就是我国当代经济学的教父——孙冶方，我们都是他的徒孙。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贤，特为其作一传略。

孙冶方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生前、死后都享有如此声望？笔者在《在大师身边》虽有过一点简要叙述，但还不足以展示冶方先生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力。因此，笔者在综括多种史料和访谈材料基础上，给冶方先生特别立一传略，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孙冶方。

    一、定格：1957年的孙冶方

    孙冶方主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含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分为两段时间，一是1957年至1966年，二是1976年至1983年。我们先从第一段说起。

1957年，是中国“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一年，中央爆发了庐山会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则爆发了“党支部”与“共青团”的激烈斗争。无论是大环境使然，还是小环境必然，总之，这场研究所内部的斗争，最终导致导致了时任研究所所长的狄超白以及《经济研究》常务编委林里夫等被打成极右分子，经济研究所领导班子瘫痪。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选派一批干部到经济研究所工作。孙冶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之位空降到经济研究所任代所长、所长的。这次空降，既成为冶方先生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从官员转变为职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也成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转折点——从注重历史研究转变为注重现实经济问题研究。

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后，他首先不是去理政治，而是把瘫痪的研究工作快速地抓了起来。正是他的到来，使彷徨无措的20多个年轻人步上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终身之路，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依据和人才储备。当时冶方先生的理想，是写出一部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把中国经验总结到教科书里，这就是后来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论》。

关于冶方先生初到经济研究所的情形，已经有多个版本的传记描述，笔者也不想重复史料，在此仅以张卓元、赵人伟、冒天启三位先生的回忆做历史的定格。

——卓元先生说：“当时孙冶方是救火队长，是代理经济研究所所长，大家也没有想到他会一直干下来，更没有想到他的见解是那么深邃，工作是那么勤勉。真没想到，他一来，就‘运动’交给别人分管，而他直奔业务去了。”

——赵人伟先生回忆到：“当时他会上说，一天到晚搞运动，经济所都不搞研究，那怎么叫经济所？所以会上他就讲了，应该想办法给每个研究人员，要找到他应该做的工作。”

——卓元先生补充说：“当时经济研究所最出色的学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但是经济史你想想随着现代化建设，它并不是特别的重要，对现实问题呢，我们来的时候还不行。”

——冒天启跟随冶方先生多年，后来也听冶方先生讲到：“到经济研究所不久，他就发现中国理论经济学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实践了，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已经成为障碍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大问题”。

为了尽快拨正经济研究所的航船，冶方先生开始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除了卓元先生等的讲述外，笔者也从冶方先生遗作——《周恩来同志和李富春同志的关怀永远鼓舞着经济研究者前进——纪念周总理八十一诞辰》也得到了许多印证。该文是孙冶方在1979年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写的一篇回忆录，生前未发表过，后来《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为纪念冶方先生逝世三周年刊出。真是造化弄人，纪念别人的文章成了纪念自己的文章，正有如莫扎特为别人做的《安魂曲》最后成了自己的《安魂曲》一样。

据冶方先生文中所讲，“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在1957年11月间，李富春同志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一个关于加强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报告。周恩来同志看后，立即作了批示：‘予以同意’。同时，还对如何落实经济研究所的方针任务、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等方面，都作了具体安排。”冶方先生遂被周恩来、李富春选中，主政经济研究所工作。

到经济研究所后，冶方先生一方面拨乱反正，一方面着手机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

关于组织建设冶方先生说：周恩来指示，“关于经济研究所的‘组织关系拟在国务院常委会讨论一次；干部配备，请书记处讨论一次，并由安子文同志负责解决。’”最后，在周恩来安排下，“经济研究所归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双重领导，由国家计委代表国家经委、国家统计局等经济机关，领导经济研究所工作”。

关于队伍建设，冶方先生一方面发挥老同志、专家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大胆启用年轻人员。1957年，24岁的张卓元，24岁的赵人伟，25岁的乌家培，26岁的黄范章26岁，27岁的吴敬琏等后来群星闪耀的年轻人，都被冶方先生委以重任。

   关于学科建设，卓元先生说：“最重要的一个业务就是组织大家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以任务带学科发展，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体系”。另外，冶方先生非常重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为此还专门派乌家培、黄范章到中国科技大学学数学。

   总之，冶方先生这次空降，后来成立中国经济学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也是卓元先生与冶方先生深厚友情的开始。

二、回望：1925--1957年的孙冶方

冶方先生在1957年前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会被周恩来、李富春最终选定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新新掌门人？这一切还要从1925年说起。

按年代划分，笔者把冶方先生1925--1957年这段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即：经济思想启蒙期的孙冶方（1925--1933年）；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孙冶方（1933--1937年）和从军从政的孙冶方（1938--1957年）。

大家已经知道，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25年，受上海地下党的委派，17岁的孙冶方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是一所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以军事训练为主要学习内容，孙冶方为中大第二期学员。一起去的人，有蒋经国、杨尚昆、王明、乌兰夫等共计300多人。

冶方先生虽然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学习刻苦用功，加之又足够聪明，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中山大学的学习气氛，除了军事训练以外，对俄文以及政治、经济理论也学得非常棒。1927年夏天孙冶方毕业，他被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讲堂翻译。这个列昂节夫就是卓元先生高中读到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作者。知道都有谁在台下听课吗？邓小平、杨尚昆都是这个班的学员，而中文翻译就只有冶方先生与乌兰夫两个。

从冶方经济思想脉络看，苏联时期可能是其最初的形成期。这一点从他《把计划、统计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上》的矛盾性表述，或许能体会到某些理论渊源相互撕裂的征候。

1933年，孙冶方回到中国。在上海，孙冶方先在陈翰笙帮助下，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这时中国国内关于农村社会性质的讨论日渐高涨。

钱俊瑞、薛暮桥、陈翰笙、孙冶方、骆耕漠共同认为，中国还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要问题不是资本和生产技术问题，而是土地所有制问题，只有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消灭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才是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这些研究成果，对后来实行的土地改革的指导意义重大。

用卓元先生的说法，1930年代时的冶方先生，就已经是中国理论战线上很活跃的人物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孙冶方辗转各地从事文化工作，出任江苏省文委主任，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党校做教学工作，与刘少奇一唱一和，讨论革命队伍中理论学习的重要性。1949年以后孙冶方在上海先后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并于1954年调任中央统计局，与堂兄薛暮桥一起共同主持新中国统计工作。

三、“文革”浊流中的孙冶方

1957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冶方先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特见解，就已经影响巨大。1956年之后，他相继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论价值》等。这些成果，给他带来巨大悟道快慰的同时，也埋下了深深的人生灾变根源。他开始是因利润挂帅问题被批判为中国的利比尔曼，接着又因支持生产价格论被批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1966年《红旗》杂志陈伯达以《内部未定稿》形式印出孙冶方“利润指标”以及《论价值》等四篇文章，针对文章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以利润带动一切，国营企业应该独立自治”等观点，主编陈伯达说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孙冶方被停职反省。

当然，除了学术观点之外，还有两件事成了冶方先生“文革”磨难的推手。一是冶方先生与康生在前苏联时期的个人恩怨，二是接纳并重用了庐山会议被贬官的张闻天，以及右派分子顾准等。前一事缘起冶方先生在苏联东方大学请几个同乡吃饭，结果被康生等诬蔑为反党组织——江浙同乡会；后一件事缘起于张闻天被孙冶方加以重用，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

基于上述种种，冶方先生“文革”中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1965年秋，由于孙冶方“态度恶劣”，被撤销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下方周口店“劳动改造”，同时在报纸上宣布他是“中国经济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半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又被召回北京继续参加批斗。1967年4月4日孙冶方被捕入狱，送往秦城监狱，罪名是“苏修特务”“里通外国”。在监狱里，穿着没有腰带的大免裆棉裤，吃的是窝头白菜汤。老伴洪克平不知孙冶方去了哪里，直到六年后突然被通知，可以到秦城监狱探视。

入狱后的孙冶方不能交流，但从未停止过思考。他心中依然念念不忘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由于牢房里没有笔也没有纸，他开始了艰难的“腹稿”创作。为创作《社会主义经济论》，又怕忘记已经想好的内容，7年计85个月，冶方先生竟然打了85遍腹稿，基本是每个月过一次。

四、倒在春天里的中国“但丁”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两句词用在冶方先生身上，非常贴切。曾记得，冶方先生在其名作《论价值》中曾经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的话：

“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在这里意志必须坚定，

在这里不能让恐惧来做顾问。”

其实，冶方先生就是中国的“但丁”，就是中国的经济学教父！

1975年4月，68岁的孙冶方被批准出狱，在汽车上，工宣队队长警告孙冶方要“老实做人”，他当即表示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八个月后，一手策划关押孙冶方的康生病逝于北京。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好友陈修良家暂住的孙冶方喜出望外。

孙冶方等待着胜利曙光的出现，更期待着美好时光的到来，同时也加紧了为迎接美好时光的准备工作。刚刚出狱不久，他这个俄文通又开始了德语的学习，他要认真看看德文版的原著是怎么说的；他开始下基层调研，广西、甘肃、贵州这些当时还很偏僻的省份他都去了，他要全面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生怕出现以偏盖全，以点带面的误判；他开始与中国经济学的老伙计们座谈，开始与手下众弟子们深谈。在经过一系列身体、精神、队伍准备后，1979年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此时，距离第一次价值规律大讨论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

两个无锡人，一对堂兄弟，共同主持一次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盛会，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开幕式上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孙冶方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会议结束时，薛暮桥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孙冶方强调还要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讲完后两人相视而笑。这次会议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会后，孙冶方和薛暮桥将会议上的主要观点归纳成篇，提交国家计委、社会科学院党委等部门。几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济学翻开新的一页。

这阶段，冶方先生活力四射，创造力惊人。《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关于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经济研究》1979年第12期）、《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讨论》（《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相继发表。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经济论》也正在由“腹稿”转为“实稿”的进程中。

可是，天不佑我中华，在给了我们如此优秀的儿子同时，却又不让他长期身陷囹圄，而刚脱牢狱，病魔又接踵而至。终于，在1983年2月，为理想、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奋斗了一生的冶方先生走了。尽管走的不是很突然，卓元先生以及所有关心冶方先生的人，都潸然泪下。冶方先生带着无尽的遗憾和不舍，走完了他伟大、光辉的人生，最后的遗言更让人泪奔不止。他说：“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做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判会。”

作为一个经济学晚辈，我不敢也无法贴切地评价冶方先生之于中国经济学的贡献。这里仅谈谈我的感受——从1957年到1982年，冶方先生犹如逆风飞扬的大鹏，在阻力重重难以远飞的时候，却无意中创造了逆流升高的新高度，才使后来的中国经济学走出了计划或市场的泥沼。这种逆风飞扬，使冶方先生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当然也使他更加痛苦。试想，他如果像燕雀一样，只做一个谨慎的贴地飞行者，他个人的命运不知要好上多少。若用一句话概括冶方先生这种憾别，此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大著虽未成，大径已洞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