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市场经济“破茧化蝶”

——兼谈张卓元先生之贡献

房汉廷

从1992年到201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确立了21年，其功、其过，褒贬不一。这期间，中国打破了1989年开始的封锁，成功地加入WTO，举办了美仑美奂的北京奥运会，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人的百年民族复兴大梦正在变成现实。这些成就与成功，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出的奇迹吗？

本文是笔者最近一部作品的一个章节，发给诸位，供品评。

1.“化蝶”前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1年艰难时刻

回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过程，的确有很多生物学的相态变化之意。大家都知道，一个虫卵要最后成为翩翩飞舞的蝴蝶，它一生要经历过三次大的身体形态变化。第一次，要在合适的温湿度下由卵发育成虫；第二次，要在食物充足、天敌有限的情况下吐丝化蛹；第三次，要经过撕心裂肺般的挣扎，身体从蛹壳中脱离出来，成为一只真正能飞的蝴蝶。

与此相对应，市场经济在1976--1978年的中国，实际上只是一颗虫卵，还没有孵化。那时政治的极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但经济制度上的束缚并没有过大的松动，新一轮的“洋冒进”(1976--1978年华国锋主政期间，提出了实现一系列大干快上的高指标、大口号，由于这些高指标和大口号相当程度上要依赖国际技术，所以后来称之为“洋冒进”。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洋冒进”保存下来的最大成果是“宝钢”)差点再次把国民经济撕裂成碎片。

1978年底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史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重新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因此，市场经济在1979--1984年的中国，已经长成一只健硕的毛毛虫，它吸收着春阳，舔食着嫩叶，快速地成长着。那个阶段，中国农村基本都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连续丰收，城里个体经济发展迅速，第一批“下海”的人已经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段时间，基本没有大的政策摇摆，市场经济这只幼虫很快就长到了成虫。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经济开始显得步履沉重起来。于是，从1985年开始全面推行以价格改革为关键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残酷而无奈的“化蛹期”。这个时间段，基本在1985--1991年。

“化蛹”成功，未必就能够“化蝶”成功。1988年，中国开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官员腐败等诸多情况，社会矛盾顿显尖锐。1988年秋由中宣部、国家体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西宾馆联合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已经反应出问题的严重性，而1989年4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为主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的“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研讨会”，更是群情激昂，到5月份终于酿成席卷中国大地的巨大“风波”。

“风波”平息之后，中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全进入了“冬眠期”——吐丝的毛毛虫不见了，希望翩翩飞舞的蝴蝶还没有出来。于是，有人以为“蛹”已经死了，中国不再会有市场经济这只美蝴蝶了，有人则认为“化蝶”的时机还没有到，要耐心看护，不可人为“破蛹”。

2.“化蝶”中传：1991年江泽民主持的11次专家座谈会

（1）为何要召开11次专家座谈会？

如果说要为市场经济在中国找一个准确的“化蝶”时刻，那么最恰当的应该是1992年10月12日上午。这天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作大会报告，在谈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看到的是“化蝶”时刻，其实“化蝶”过程才是坚苦卓绝的。这就是笔者要重点讲到的江泽民亲自主持召开的11次专家座谈会。这11次专家座谈会，其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是它成就了市场经济的“破茧而出”。

据2012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披露，1989-1991年，是国际国内形势特别复杂时期，1989年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相继发生政治变局，共产党失去了政权，1990年3、4月，立陶宛、格鲁吉亚相继脱离苏联独立，1991年8月19日，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失去政权，而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也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经济增长速度从1984年的15.2%下降到1989年的4.1%和1990年的3.8%。面对这种极端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江泽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应怎么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用什么提法？十四大以后，还要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还要从‘提法’进一步发展成‘纲领’，要对纲领提出概括性的描述。”

为揭开“斯芬克丝”谜底，1991年夏天江泽民就开始部署座谈会的具体内容。在人员方面，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经济专家，在人员选择上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1--2名海外学成人员，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在讨论内容上，江泽民圈定了三个方向，一是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二是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进行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苏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危机，以至于整个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发生急剧变化；三是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敞开思路，对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作出探讨。

（2）11次座谈会取得了丰硕成果。

卓元先生是亲历了全部11次会议的少数专家之一。据他回忆，参加11次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李琮、陈东琪、李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专家等，总共不到20人”。

11次座谈会用了11个半天，10月17日、18日上午各召开一次，讨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现状，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12月6日、9日召开了两天座谈会，讨论苏东演变及其教训；12月10日、12日、13日下午以及14日全天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11次座谈会可谓成果辉煌，当然最重要的是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为最终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吃了“定心丸”。

卓元先生在《记酝酿经济改革重要思想的专家会》（张卓元，《前线》2012年第11期）中，把11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座谈会为我国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座谈会上中央领导的插话和专家发言，为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俗称“50条”）的诞生提供了许多重要观点和素材。

关于11次座谈会，还有一个让卓元先生记忆犹新的细节——到会专家一律没有桌签，更没有论资排辈或“论官排位”，发言的顺序也不是事前确定的，而是自由发言，畅所欲言式的，全部11次会议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并不断插话，交流和引导大家的发言。

3.“化蝶”后传：党校讲话、“十四大”报告与市场经济50条

（1）初航中央党校。经过11次座谈会的密集讨论，江泽民坚定了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与此几乎在同一时间段，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92年1月到中国南方“度假”。这次度假，邓小平发表了最著名的“南方讲话”。该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东风吹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行》的报道。特别引人关注的是，他重申道：“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专家座谈会的扎实论证，邓小平一锤定音的讲话，市场经济终于摆脱了最后的羁绊，将其亮丽的羽翅展露在骄阳下。

“化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不能经得起反对者的狂风巨浪吹打呢？其实，连江泽民心里也有些吃不准。于是，他在征求邓小平意见后，把市场经济的处女航放到了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这次讲话安排在1992年6月9日，讲话总题目是《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而讲话的核心内容则是《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篇讲话，是中国官方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从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苏东剧变的教训，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的作用等方面阐发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还提出了要抓紧解决好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如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二是抓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真正推动企业走上市场，使它们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成为真正的法人主体；三是适应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切实更新计划观念，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和方式，使计划能够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建立统一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五是加强经济法规和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处女航”首先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获得极大的成功，紧接着社会反响巨大，全社会出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正能量。

（2）蝶舞“十四大”。如果说江泽民的党校演讲，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飞，那么他在“十四大”上做的报告，则是一场炫舞了。

1992年10月12日上午，江泽民气定神闲，抑扬顿挫地发表了他主政以来最具震撼力的党代会报告。这篇报告全文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报告的重点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尽管有了江泽民的党校“处女航”，“十四大”报告还是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

当江泽民讲到“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人民大会堂掌声骤起，有些代表眼里闪着泪花。

激动的又何止会场上的代表？退休在家的邓小平专注地看着电视，他也情不自禁地称赞道：“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

海外媒体更是惊呼：中国不是向左传，也不是向右转，而是甩开历史的羁绊，大步开始向前赶了！

江泽民在“十四大”上的报告，是党和国家里程碑式的决定。

（3）漫天蝶舞在“三中”。“十四大”报告的成功，使市场经济不再成为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尺，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十四大”报告上的原则性表述，还要尽快形成可操作的政策体系。于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再接再厉，充分吸收和运用11次座谈会取得的成果，在1993年11月14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洋洋洒洒50条，条条解渴，所以后人简称这个决定为“市场经济50条”。

50条一出，简直是漫天蝶舞啊！形势与任务只占三条，但分量却非常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句句铿锵。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部分，共有6条，第一次把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企业，通过现代企业制度这样一种制度创新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部分，也是六条，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信息市场以及市场监管、中介组织如何发育和培育，都做了精细的规划。在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部分，共7条，涉及财政、金融、计划、投资、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划分等诸多方面，一个市场经济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基本成型。此外，对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也都在市场经济这个根本制度上做了阐发。

四、余音绕梁

转眼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确立了20年，我们不仅没有因此走上资本主义，反而使社会主义更加强大。2012年，GDP已经达到51.9万亿元，从积贫积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蛋糕的机制也更加科学合理，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了包容性发展的大国，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更显现出了制度的弹性和韧性。

为纪念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11次专家座谈会，2012年7月9日，江泽民同志特别邀请了6位当年参与此工作的同志座谈，回顾当年召开11次座谈会的情况。

当86岁的江泽民与79岁的张卓元两双推动历史进程的手紧紧地相握时，当两位老人的眼神再次相遇时，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早已成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且由其引爆的中国和平崛起，成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最重大的人类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