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私人积极捐资科研活动

　　做科研是需要大笔资金的，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更是一种风险投资。在我国，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政府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项目的各种申请报告书，去竞争主要来自政府的科研经费，结果是大部分项目得不到资助。即使有科研人员得到了资助，由于政府有监管资金和追求绩效的天然要求，也使得他们必然面对来自政府管理方的频繁监管和绩效拷问。资金匮乏和资助来源单一，使得科研人员缺少了研究的从容和探索的自由。多元化地筹集科研资金，是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必经之路。 　　2013年中国上演了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其中的一个片段是，主人公成东青捐资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实验室，以合伙人孟晓俊名字命名。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成东青的这一行为是要帮孟晓俊找回丢失在美国的尊严，所谓“花钱买面子”。但在一些发达国家，私人捐资似乎是司空见惯了，已成为科研经费中一笔不小的来源。 　　例如，在美国的研发投入中，非营利组织（主要是私人基金会）的投入虽然大约只占联邦政府资金的10%，但这也比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主要资助基础研究）投入的研发经费的两倍还要多。美国最杰出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成为美国总统前就几乎耗尽个人财产，捐资成立了一个致力于小儿麻痹症康复的基金会。当选总统后，他又捐资成立了全国小儿麻痹研究基金会。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该会资助两位科学家索尔克和萨宾，以不同的研究路线，成功研制出两代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美国研究型大学尤其私立大学更是受益于捐赠，私立大学的经费收入大约有20%来自于捐赠，耶鲁大学高居获赠捐款的榜首。例如，一位在中国读完大学、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在中国开公司的华裔企业家，2010年就向耶鲁大学捐赠了888.8888万美元。研究型大学获得的捐赠收入中，主要用于研究生奖学金、研究项目基金、捐赠教授职位、学者职位和各学科领域的研究基金。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有钱的人也越来越多。2013年中国大妈们五一期间买黄金的投入就超过了1千多亿。2013年10月，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统计数据，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亿万富豪人数达到了168位。有了钱的人们，也在为钱选择出路。有投资增值的，有力求保值的，有遗赠后代的，有奢侈挥霍的，有捐助慈善的，也有热衷环保的。或许，人们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捐资科研。 　　捐资科研有很多少方式，比如，冠名科研实验室、研究席位、科学奖，设立专项研究经费、专业研究基金会，创办非营利的专业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直接资助自己的子女、亲属或者朋友从事科研事业，使他们能心无旁骛专心科研，免受申请资金激烈竞争、短期量化学术评价之苦累。 　　目前我国一些科研机构虽然也获有捐赠，但多为被动受赠，获赠经费少，捐赠者多为本单位或者本领域退休科学家。无论是政府科研管理部门还是科研机构本身，要尽快行动起来，该完善法规的去完善法规，该规范管理的去规范管理，该宣传倡导的去宣传倡导，该研究策略的去研究策略，积极营造私人捐助科研活动的气氛、环境和条件，确立可供捐赠的科研方向或者一批项目，想方设法把更多的私人捐赠引导到科研活动上来。 （2014年第1期《中国尅论坛》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