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论之四：“危”中求“机”

中国崛起论之四：“危”中求“机”

房汉廷

编前语：几日未写博文实为写大稿矣。本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兜售”给贴近决策者，奈何不被认知。所以，只好接着写我的“崛起系列”了。本篇更为写实，也更为真实。希望博友喜欢。

今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各种不确定性明显增大。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更为突出。面对全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和国际金融危机态势，我国需要在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情况下，高度重视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任务极为艰巨；面对全球市场萎缩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态势，我国需要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情况下，提升和保持企业国际竞争力，破解区域性和行业性的出口下降、中小企业发展停滞等重大问题，任务极为艰巨；面对一个13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的和谐发展，我国需要在人均能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突破大量瓶颈约束，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任务极为艰巨。

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崛起决定于历史性机遇的出现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到金融海啸的全面爆发，引领世界半个多世纪的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几近坍塌。这场严重而波及面广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挑战中也蕴涵着重要的发展机遇，今日之中国也比任何国家和自己的任何时候都更具备把握住这一机遇的能力。在主要发达国家一致性恐慌中，中国政府如何应对金融海啸的措施不仅举国关注，也为世界期待。

一、历史地看金融海啸可能带来的机遇

突然爆发的金融海啸，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八十年前席卷西方世界的1929-1933年大危机。今天的金融海啸与八十年前的经济大萧条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西方国家的一片恐慌中，有一个国家不但没有受到重创，反而在危机中抓住了机遇，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个国家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它在大萧条中成功地实现经济和科技崛起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大危机爆发前，西方国家为遏制前苏联的发展，从技术、设备和人才等诸多方面进行封锁和禁运，但在大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企业生存艰难，不得不放松对前苏联市场的控制。于是，前苏联充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大手笔地买入先进设备、招募科技人才、引进资本，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胜者。快速地实现工业化，。据统计，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中，有50%是卖给前苏联的；1929至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70%销往苏联，到1932年，达90%。从1929至1932年，前苏联进口机器设备达60亿卢布。大量吸收西方失业技术人员，招聘到前苏联工作，1932年从西方国家到前苏联工作的专家，比1928年增长四倍，技术人员增长二十倍。1929至1931年，前苏联先后从德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美国、芬兰等十多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共14亿卢布，其中多用于进口机器。

历史虽然不尽相同，但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国家和民族的。今天之中国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比八十年前苏联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更为有利。

二、现实地看中国把握机遇的条件

机遇呈现在面前，中国有把握它的条件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创造财富的模式不同，以实体经济为主的中国更容易应对危机。中国是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为主，这种模式虽然创造财富速率偏低但却具有成长刚性，轻易不会短期逆转，而美国等是以服务业等虚拟经济为主，这种模式虽然创造财富速率很高但不具有成长刚性，很容易出现逆转性变化。中国经济成功地保持三十年的接近10%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农业、工业等制造业，金融业、现代服务业还处在兴起和发展之中，虚拟财富的损失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同时，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发展模式存在内在不平衡性，也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梯次起飞提供了条件。进入2007年以来出现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超过东部沿海地区的现象，也印证了梯次起飞的规律。所以，受金融海啸冲击较大的东部地区正好可以借机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而受冲击较小的中西部地区正好担刚起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

第二，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体制不同，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度，中国则是金融创新严重不足。美国是一个金融监管过度放松的国家，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市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代行了国家对金融的监管，因此出现了大规模的金融创新过度现象，多数投资银行的信用杠杆超过了40倍，一旦出现流动性困难就容易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国则是一个金融监管过于僵硬的国家，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基本代行了市场自身的活动，因此中国金融体系出现的是金融创新严重不足的现象，一些基本的对冲工具都没有，资本市场也缺乏持续不断的优质公司供给，商业银行的信用杠杆也仅仅10倍左右。因此，中国在应对金融海啸的措施中，可以更多地进行金融创新，反其道而行之。

第三，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资产结构抗御风险的能力也不同，所以中国可以充分调动居民储蓄和政府盈余扩大内需，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因储蓄严重匮乏难以动员国内需求。中国的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负债水平都很低，分别占GDP的13%和33%，这就为扩大内需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如十七届三种全会提出的农村土地可流转就是事实上的农村土地资本化，还有近期有关房贷首付标准下调至20%等措施，都是对中国内需可能性判断的结果。相反，美国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都是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负储蓄，一旦不能从世界其他地方融进相应的资金，内需就将陷入急剧萎缩之中。

第四，中国的财政和金融资产充裕、优良，具有启动国内市场的能力和抵御外部市场冲击的能力。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5.1万亿元，2008年预计超过6万亿元；2007年国家金融资产总额132.96万亿元，投在国外的金融资产只有16.71万亿元，占比只有12.56%；2007年银行存款38.9万亿元，居民储蓄存款17.25万亿元，存贷差约12万亿元；截止2008年10月，国家外汇储备2万亿美元。如此规模的财政金融资产，由于是在相对封闭的中国经济体中运用，所以在金融海啸中并没有出现大的缩水，即使是我国投资的1万亿美元规模美国国债和房地美、房利美的“两房”债券，也损失不大。这样的资产结构，为后续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

三、实践地看中国应对金融海啸、把握机遇的举措

至少可以说，中国政府目前应对金融海啸的战略和措施是得当的、恰当的，也初步显现出了一个崛起大国把握机遇的勇气和能力。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推出的一列举措看，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肯定和期待。

第一，中国政府正在构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匹配的财富创造结构，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切实形成以技术、知识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抗击风险的最有效办法是经济实力，而增加经济实力的最有效和可靠的办法是提高产业的附加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不二法门是增加创新投入、提高创新能力并实现创新成果的财富化效应。因此，在最近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加大了对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直接投入和税式支出，调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如增值税转型一项就可以减少企业负担1200多亿元，再加上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研发投资按150%税前抵扣等先期出台的措施，企业创新投入将获得极大的政府推力，为中国经济整体升级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和知识储备。

第二，中国政府正在构建金融管制与金融创新相匹配的金融治理结构，一些金融举措表明中国政府正在加快金融创新步伐。美国等发生金融海啸并不等于他们曾经的金融创新就一无是处，我们没有爆发金融海啸并不意味我们的金融体系就有效率。在金融海啸大背景下，我们正好可以审慎地选择那些有效率且可控制风险的金融创新工具进行创新。金融市场的效率决定于金融工具的收益性和风险控制性，只有不断改善、提供金融资产质量才能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因此，国务院实施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取消商业银行的贷款信贷规模限制，试点小额贷款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筹备证券市场的融资融券业务等。这种充分认识到彼此病症根源不同所采取的举措，应该是审慎而重要的。

第三，中国政府正在构建出口拉动与扩大内需的市场需求结构，实施强力向内政策。国际金融海啸不仅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也将直接影响这些国家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也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海外市场需求。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和欧洲大约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40%，预计2009年美国实际GDP会出现-0.2%的负增长，比之前估计的0.6%大幅下降，欧元区2009年GDP增长率的预测从之前的0.6%下调为0.2%。相反，2009年的中国仍将保持8%到9%的经济增长，其主要动力就是来自已经形成的庞大内需市场。因此，中国政府于11月9日公布的总额高达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计划，用“看得见的手”调控“看不见的手”，在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同时发力，可谓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化措施。

四、发展地看中国把握机遇的能力

机遇、条件和举措都具备，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把握住机遇。时机的及时性、条件的充分性和举措的力度中任何一项不当都可能影响整个战略的实施效果。

第一，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地位。按照英国经济史麦迪森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一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两千年没变。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1820年为32.9%，1870年为17.2%，1913年为8.9%，1950年为4.5%，1973年为4.6%，1998年为11.5%，2007年约为16%。

上述数据表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还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强国。

第二，中国财富创造模式的缺陷。2007年美国GDP总量为13.98万亿美元，日本为5.29万亿美元，德国为3.28万亿美元，中国为3.01万亿美元。为什么13亿人创造的财富仅相当于3亿美国人创造财富量的21.5%、1.1亿日本人的56.89%，8200万德国人的91.77%呢？究其根源，是这些国家的财富创造模式已经从线性、平面模式发展到了立体模式，而中国还只是一个初级的二维模式。

在古代中国之所以领先世界，因为那时的财富创造方式是一维的，即单纯增加土地和人口的扩张模式；在近代英国之所以领先世界，因为那时的财富创造已经是二维的，即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业技术在工业化大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坚船利炮强行打开的国际市场为大规模制造的工业品提供了市场实现的空间；在现代美国、日本、德国之所以领先世界，是因其财富创造模式已经是三维的，除了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市场外，还构建了强大的金融资本市场，为未来价值提供了一个可提前贴现的市场。

由此可见，中国在财富创造的三维上，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和资本市场两个维度更是制约竞争力提升的短板。创新型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而中国目前还不到30%；美国等国家的金融资本市场为创新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提供了包括天使资金、创业投资、私募基金、柜台交易、纳斯达克、主板市场等多层次的服务，为技术产品化、商品化和规模化创造广阔的成长空间，而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是僵直的，既有严重缺位现象，如天使投资、创业板市场迟迟难以推出，也有规模过小，掣肘因素过多现象，如创业投资管理的创业资本不过1000多亿元，中关村的柜台交易经过三年发展不过30多家公司股票上柜。

综上分析，中国经济和科技崛起的机遇远大于所承受的风险，把握机遇的能力也空前强大。如果借此机会快速做大做强技术创新、全球市场和金融创新三大财富创造维度，中国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有可能提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