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界需要“两弹一星”精神

科技界需要“两弹一星”精神

宋永杰2009.6

编前语：五一期间逛地坛书市，偶然购得一张DVD—《东方巨响（中国“两弹一星”实录）》，回家看后深有感触：中国科技不差钱,差的是"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代表性成就， 1999年，于敏等23位专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表彰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讲到：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中，有21位是从国外留学或工作归来的，他们或是冲破了重重阻碍或是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隐姓埋名，默默奉献。钱学森在归国途中被美国扣留达5年之久仍矢志不移，彭桓武说过“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因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闻名于世的王淦昌化名王晶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等等，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理念。反观现在某些科技骨干，虽然年终个人总结“热爱祖国”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却削尖脑袋想出国，即使是公派出国也常常来个“黄鹤一去不复返”，还有些人虽没出国，但只要看一看上班的工作状态、下班后的业余爱好就可以看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口头的成分多、实践的成分少。

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是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和科技基础上进行的，在1960年前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之后， “自力更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当时有不少工程或停产或停工，而我国的科技工作者硬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将其建设起来并投入使用。“两弹一星”的许多实验基地，如核武器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核武器试验基地（新疆马兰）、卫星发射基地（甘肃酒泉）导弹试验靶场（巴丹吉林沙漠）等都是在戈壁荒滩，从无到有建设起来的。“两弹一星”攻关中的许多重要产品或实验成果（铀原料、点火中子源等）却出自非常简陋的工棚和非常落后的设备，无怪乎赫鲁晓夫认为我国没有苏联的帮助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是在这种既无外援又缺乏基础的条件下，“两弹一星”的科技工作者使“不可能”变成了震惊世界的“事实”。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已位居世界第3，科技投入世界第3、科技队伍世界第1、科技人员的待遇不断提高、科研单位众多、学科完备、教育储备雄厚，而科技竞争力却总在20名左右，经济发展的高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核电技术、现代运输等）中国占有几个桥头堡，在不少科技领域我国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拉进了而是加大了，印度等国已有赶超我国之势，航天技术除外，但航天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如信息技术、通讯技术、核电技术、现代运输等更直接、更广泛。缺乏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高投入很难有高产出。

“大力协同”对于“两弹一星”的攻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中有20多个部门、900多个单位参与攻关，长征一号火箭的研制中有5000多个单位参与，而现在有没有90个单位协作的项目都很难说。条块分割、部门利益造成了跨部门协作的困难；科研经费和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过于紧密的联系造成了单位之间协作的困难，甚至一个单位内部的不同所之间的协作都存在困难。肥水岂可流外人田，只要有科研经费，条件自己慢慢创造，验收（尤其是些纸面成果）多数还是可以对付过去的。

在1962年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敢于向国家承诺争取两年内爆炸原子弹，仅用两年零八个月就完成原子弹到氢弹的历程，两年内研制了1000多台（套）核试验有关仪器设备，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两弹一星”的科技工作者只争朝夕，勇于攀登，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而现在有些科研项目，立项时指标尽量低而经费尽量多，实施时工作量尽量少，验收时尽量蒙，甚至有些方法或装置的研制是“五年建立、五年改进、五年完善”，以这种“老牛拉破车”的态度搞原子弹，我真地相信：“是二十年也搞不出来”。

 “两弹一星”精神的衰弱犹如顺水行舟，而发扬犹如逆水行舟，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官员的表率，也需要单位利益的调整和个人利益的克制。事实说明，“两弹一星”精神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成为科研院所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惟有大力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我国的科技事业才能有大的跨越发展，否则只能是高投入低产出。

可参考：

1.“两弹一星”功勋：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共23位专家。

2. 《东方巨响（中国“两弹一星”实录）》，（中国三环音像社出版）

3. 《原子弹调查》  梁东元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4. 科研不能成为高耗产业    宋永杰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