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人想起了他——读《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转贴)

编前语：初识“任鸿隽”的名字是在一本叫做《胡适和他的朋友》的书中，知道其在中国创立了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后在《科学学在中国》一书中看到他为科学学在中国的开展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今上网搜得2002年国内以《科学救国之梦》出版过任鸿隽文存，甚感高兴，一定要买本仔细研读。在此贴出周振鹤的读后感(来源：文汇报),特向大家隆重推荐该书。

 任鸿隽早年的经历有点奇特，他赶上了清末科举制度的末班车，考得了一名秀才（18），却又想要造反，跑到东京去留学，参加了同盟会（22岁），因此而听了几年章太炎的课。随后革命的来了，中华民国成立，他在孙中山麾下还占了一席之地，甚至起草过一些重要的文告。再往后，就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去了（26岁）。在那里，他和几位同道酝酿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目的就是要普及科学于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最缺乏就是科学。此后，任鸿隽的经历就比较简单了。虽然回国后，他做四川大学校长，担任过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解放后，做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过上海图书馆馆长。但不管在什么职务上，他都始终兼任着他自视最重的中国科学社社长一职，一门心思为推广科学而奋斗，直至死而后已。因此数十年下来，积累得最多的字也是与科学救国有关的文章、演说辞、函件与译作。

      编选者从这些文字中挑出七八十万字来，组成了这本《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教出版社2002年版）。全书分成五组，第五组“漫述‘前尘’”是任氏的两篇自述、两篇科学社社的文章，还有他的妻子陈衡哲——也是一代才女——的一篇纪念文章与编选者对任鸿隽的一篇素描。我建议读者先从这最后部分读起，以便先了解任鸿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科社是怎么一回事。而后再将前四组的文章各挑一些重要的（我相信现在时间紧张，不大会有人读完这80万字）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与新文化运动同时，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同时又是一位热情执著的科学家，如何在爱国热情的驱动下，与一群同志一起为在中国进行科学启蒙而献出自己的青春，并在后来将推进科学作为自己毕生最主要的工作。或细细诉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乃在于无科学的方法。或大声疾呼：“现在推进科学的有效方法，就是要把科学当作国策。”或慷慨直言：“我们的学问不能及人，只好去请比我们有经验有研究的外国科学来做我们的向导，这有什么可以惭愧的？”到而今，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国策，某些一流大学正在用百万年薪从国外聘请专家，都被他在七八十年前就说到了。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先知先觉。

        他的一生大致都是在“科学救国”之梦中度过的，他不知道他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子。他组织的中国科学社是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仿照的榜样是英国的皇家学会。他没有意识到在旧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下，一个私人学术团体是不会有存在的合适环境的。即使在欧洲，样是中央集权国家的法国采用的也是国家科学院的形式。后来中国成立中央研究院，其体制就与法兰西学院相类似。因此我们从文存中可以看到，任鸿隽一生都在为他的梦想而奋斗，憧憬未来一直是他的无穷的动力。他埋怨旧中国政府说：“们自来不曾承认科学为重要的国策之一，因之也从来不曾过整个发展计划。所有科学事业，皆委之于少数人的热心倡导，自生自灭。”尽管如此，他依然在顽强坚持。

       任鸿隽说他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并非自诩，其实即使他不淡泊名利，名利也不会来找他。因为与他同时代的暴得大名的人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他们有很好的学术底蕴，也做出了很多或者本来可以做出很多的学术成果，他们自然是学者，但并不纯粹。因为学术实在少部分人的事，不能期望学术可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所以必得有过激的行为，惊世的言论，骇俗的主张，非常的理论，过人的智慧，加上大声疾呼的演说与铺天盖地的文字（在今天则要加上高频率的上镜），方能在芸芸众生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大名也就有了。但任鸿隽是一个温和的学者，他有他的专业，是化学。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不在这上头，而在竭尽全力地推广普及科学上面，他或许是今天髦的“科学文化”的先驱。他组织中国科学社原是为了发行《科学》月刊而该刊的缘起却是：“专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而一切政治玄谈之作勿得阑入焉。”但须知“政治玄谈”才是最吸引人的东西，犹如今天满坑满谷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盛行，多半何不是形形色色的玄谈？不阑入玄谈，就使《科学》的发行量从来也没有超过三千份，哪能与名利相干？

       解放后，他终于“认识到人民政府对于科学事业的重视，此后的科学工作，已经成为国的事业，前途无限光明，无须私人组织来越俎代庖”。于是他对过去的事业作了理智的交割，中国科学社也宣告结束其历史使命。再过一年，他便因心力衰竭而辞世。

去年初，我在上海一个小型拍卖会上，买到中国科学社三十五周年与四十周年大会的社员与来宾签到簿三册，没有人与我争，我是以底价拍到的，时人已经不知道任鸿隽是谁。四十周年纪念会签到簿上，还贴有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帧是任鸿隽站在摆放《科学》、《科学画报》合订本桌子旁边的照片，人茕茕独立，书一字排开，颇令人有冷清之感。我还偶尔在冷摊上买到过他在中基会时的一些信件，透出一个执著办事人的坚韧精神。他的二女儿在1949年9月9日的日记（也是偶尔在地摊上买到的）上写道：“爸爸四号自香港乘船北返了，一星期可抵天津，要先上北平赴‘新政协会议’（以无党派，科学家身份）。”他既不去台湾，也不去美国，他放不下他的科学社，毅然北返。这以后，他既没有被吹捧与拔高，也没有被批判或斗争，没有大起大落，不像他的朋友胡适，忽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忽而被抬到九重天上。因而他也就不大为今人所知。同样，当年中国科学社的第一届董事会五人与编辑部一人，除了赵元任与杨杏佛较为著名外，大半都默默无闻。

我们不应忘记这些中国科学的拓荒者，尤其在读了这本文存以后。

	[评论人：王禄德] 评论时间：2009-08-20 23:01:19
	从科学角度发挥个人才智,向国家提出改革制约发展的顷坎,是真正的爱国行动,是中国科学的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