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汉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 创建时间： | 2008-07-03 |
| 最后更新时间： | 2015-0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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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志
房汉廷自画像：一个思考者，一个躬行者一个思考者，一个躬行者 ——访科技部创业投资研究所所长房汉廷先生 编者按：人到了一定年龄难免会有怀旧情绪，人要离开一个曾经浸染多年的领域难免有些割舍不得。我的心情犹如悸动的陀螺，虽有旋转中心，但不确定旋转路线。 本想写些文字表达自己一如既往的心境，又恐不能达意。于是，翻出了这篇旧的采访录权且代之。既然是记者所写，就难免有吹嘘之嫌；既然不是我自卖自夸，就也欣然受之。以下文字就是那篇发表于2003年的访谈录。我相信看到此文的人，一定感慨时间真快，物是人非的节目每天都在上演，不如意事也总是“十之八九”。
访谈录正文：
“SARS”的阴霾渐渐散去，人们的生活又复归了正常。忙碌的依然忙碌，悠闲的自然还是悠闲，思考者更加勤奋，躬行者更加努力。 知道房先生已经是快十年前的事情了。有一天无意打开电视，上面正在重拨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栏目，两位年轻的学者正在讨论“洋博士”和“土博士”的话题。一个是北京大学的陈章良，一个就是房汉廷。 十年过去了，房教授该有把年纪了吧。2003年5月的最后一天，我在北京西城的一个小茶馆里见到了我的采访对象——房汉廷先生。出乎意料的是，房教授依然象当年电视上的年龄，依然那么健谈。不过，我还是从他的谈话中，感受到了眼前的这个思考者，已经更像一个躬行者了。 一杯台湾洞顶乌龙，一杯浙江西湖龙井，在斜阳映照下，散发着缕缕清香。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记者：记得你当年上东方之子的时候也就三十多一点吧。为什么中央电视台会选中你呢？ 房：可能就像买彩票总有人中奖吧，电视台办节目，每期也要有内容填充才行。说真的，当时我也激动了一把，以为自己真的一不留神做出了什么大贡献呢。过后好久自己才真正清醒过来，才知道新闻就是新闻，学问是来不得半点炒做的。其实，在此之前的几件事情，我倒觉得还有说说的必要。 一是1987年的时候，我还在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在全国第一次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研究会上，我和贾履让先生发表了社会主义劳动力也是商品的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很大反响。 二是1988年我撰写的研究报告《面向市场改革的难题与对策》和《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人际---贿赂化”倾向分析》，引起了同行和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我还因此有幸参加了当时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并受到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三是1988年我和贾履让先生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结构的专著，对后来宏观市场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记者：据我所知，你好象是“三门”学生。你是如何快速地进入研究角色的呢？ 房：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多同学是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厂的。他们在重新获得学习机会后，的确有不少人迅速脱颖而出，而从学校到学校的“三门生”确实显现出了底气不足。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三门生”，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研究生、博士生以及出国留学，几乎都是连续完成的。不过，我比较幸运的是没有像一般“三门生”那样等着到社会上去漫漫成熟去，而是采取了多学、多看、多干的笨办法。还别说，这个办法至今都很受用。 记者：这样的方法是你自悟的还是有高人指点？ 房：当然有贵人相助喽。实际上我的天资是比较愚钝的，如果没有那么多恩师指点，恐怕我也好不到哪去。 记者：你认为给你事业影响最大的几个人都是谁？ 房：我想有五个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第一个是我的硕士导师贾履让先生。他是我的经济学领路人，是他告诉了我怎样观察和研究经济现象。我早年的一些研究成果，基本都和贾先生有关。只可惜天妒英才，贾先生已经离去多年了。每每追忆曾经的往事，总禁不住潸然泪下。 第二个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卓元先生。张先生给了我充分的选择自由和舞台。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我当时是很难下定决心转从“金融资本市场研究”的。 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崛内昭义先生。是他给我打开了国际经济学的窗户，使我及时地避免了做“夜郎”的可能。在东京大学学习和研究的那段日子，是对我心灵震撼最强的时光——我们的经济学已经落后很多了，我们的经济学已经成了空谈者的茶点，可我当时还沾沾自喜呢。 第四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丰义先生。和唐先生先同事后师生，灶君庙宿舍区的石桌子，经常是我们午后的课堂。如果说以前我的学习，更多是向着一个思考者的方向努力，那么经唐先生点拨后，我漫漫也兼具了一个躬行者的角色。 第五个当然是本人了。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艺在个人。尽管有这么多名师的指点，我仍然走了很多弯路，好在我是个不辞辛苦的人。如果说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并乐此不疲地在经济学伊甸园中徜徉，和我性格中的坚强面是分不开的。 记者：你的专著《现代资本市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至今仍然是很多学习和研究资本市场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能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吗？ 房：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1995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之所以影响比较大，一是它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现代资本市场的专著，二是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人民日报经济部的工作人员几乎人手一册。不过，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实在是不值得提的事情，很多研究者的成就早已超越了我的研究。 记者：听说你在香港某公司当过投资部经理，在山东某企业当过总经理，还差点成了我国最大的芯片生产企业——上海华虹集团的总裁。 房：你的信息还真灵通，我的这些陈年老帐都让你发现了。从1980年代开始，我一直是市场经济的鼓吹者，可到了市场经济体制真的在全国确立后，我发现自己正在从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看客。经济学是教人们如何掌握资源配置秘方的，是让一个人、一个国家富裕的学问，而我这种号称研究经济学的人却不能解决个人生计问题，岂不可悲。带着这样的一些想法，我只身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山东。在企业第一线工作后，有两点体会三点收获。一点体会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实不谬也；第二点体会是“躬行之艰”非外人可道也。收获之一是学会了办事；之二是学会了学以致用；之三是务实不再空谈。 记者：你如何评价自己的经营业绩呢？ 房：我只能给自己打60分。在新时期里，我们最应该敬佩的人应该是企业家。是他们不断地策划、筹划、组织运作，才不断产生新的企业，新的产品，新的岗位，新的文化……企业家是所有劳动者中最忙的人，承担的压力也是最大的人。不怕您见笑，在我刚当企业负责人时，兴奋之后则是深深的恐惧。手下几千人的饭碗在你手上，出资人数亿元资金在你手上，说不发颤是假的。特别是香港工作期间，我好几次到北京出差竟然没有机会回家看看。有一次我为弄清一个高技术项目，早晨从香港出发，上午到北京，下午到上海，晚上到广州，连夜回了香港。 企业有没有经营力，关键是看企业负责人有没有经营力！ 记者：您在企业的工作已经有了成效，为何又重新回到研究岗位呢？ 房： 纯属偏好。尽管现在的经济学已经越来越依靠数学了，尽管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困难了。可以这样讲，没有非凡的天赋、系统的训练和良好的机遇，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要取得国际上公认的成就是极其艰难的。但我仍然难以舍弃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情结。 记者：您从企业退出来，为什么没有选择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而是到国家科学技术部？ 房：时至今日，还有很多熟悉我的人不理解我到科技部能干什么。事实上，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上，始终存在一个盲点，那就是科技创新到底是一个科学技术过程，还是一个经济过程。中国的经济学没有给出答案，中国的自然科学界也没有给出答案。我想，至少以我现在的认识程度，我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一个令我兴奋的创新领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又开始了人生的新一轮经济学研究生涯。 记者：以前你的著述很多，最近几年为什么少很多呢？ 房：我曾经粗略地统计过，我大概写了有400万字的经济学作品，而能看得上眼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也不过两三篇而已。以前著述多，原因有两个：一是“无知无畏”，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经常能发现真理。二是“生活所迫”，写稿件很大程度和谋生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稿费大多数又是按字数给的，所以总是“懒婆娘的裹脚布”越写越长。现在著述少，原因也有两个：一是认真了；二是害怕了。 记者：今后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房：2002年我组建了目前的这个创业投资研究所，很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现在已经成为科技部研究财政、税收、金融、创业投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由于我过去办过《财贸经济》、《私人理财》等杂志，再加上有过企业经营运作的经验，所以我想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把这个研究所办成集研究、媒体和商务于一体的专业化“脑库”。 不知不觉中，斜阳已经变成了夕阳。 看看渐行渐远的房先生，一个思考者，一个躬行者的形象就这样定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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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智超群：表现在1988年写出了就写出了宏观市场奠基理论；
干劲冲天：早晨从香港出发，上午到北京，下午到上海，晚上到广州，连夜回了香港。
务实创新：我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一个令我兴奋的创新领域。
谦逊稳重：上东方之子是买彩票运气，400多万字大作，过得去的两三篇而以。我最敬重他谦逊。我见过不少作出点小成绩，就目空一切的人，简直不可比。
8月7日，国务院发展中心请我去谈一下高新区发展的问题，我也深觉这是应该着力总结和推新的一个领域。过去我只是涉猎一些，并不深入，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以研究。
顺便把我会议闲暇时的一首打油诗附上：
国研
峰峦叠嶂上国研，
道路崎岖何堪言。
为使青山多黛色，
愿把暮春作华年。
房先生的“千里之行”还在足下，学生钦羡。
思考者与躬行者的形象是对知与行的最好诠释。
创业者的激情固然是价值增加和科技发现的个人行为，也是国家产业发展和崛起的理念所感召的表现。
创业者的忧伤，是因为科技创新（创造性毁灭和生产）是一个各种要素系统参与化解高风险的过程，诸多现实因素并不能如创业者所愿。
无论是创业者，还是积极从理念或实践上推动现实因素配置到位的研究人员和管理者，他们的行为都值得感慨、敬佩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