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目前形成的“两头在外”的基础科学研究形态－－“仪器买进来，文章发出去”，这种模式的成形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教育部高水平大学评比的南北之争。当时南京大学为与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一争高低，在缺乏地理优势等的前提下，提出以发表SCI论文代表学术水平为标准的评价模式，并很快得到大学界的响应和认可，随后形成共识并逐渐条文化和可操作化，在国内重点大学和中科院得到推广，进而波及全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了基础研究领域唯SCI和EI的权威性评价标准。应当说，这个评价模式尽管过于简单，但由于计算影响因子和论文篇数简单方便、可操作性强，同时也确实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这种评价模式在我国形成的最初十年中，伴随着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粗放经营阶段”，对我国科学研究起到了相当的积极和正面的促进作用，让国内科学工作者打开眼界并找到了与国际同行接轨的路线。在最初“粗放经营”的“量的扩张”的十年中，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等诸多院校形成了竞争局面，极大促进了国内高校科学研究风气的形成，同时也让政府和社会接受、认可和使用了这种评价标准和模式。随着国内大学排行榜的兴起，这种模式又得到进一步放大，成为全社会评价大学与研究机构水平的不言而喻的标准。

在这种评价模式与标准的刺激和推动下，为能够“短平快”地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购买科学研究仪器而非自主研制或仿制科研仪器与设备便成了不二法门的捷径。要知道，自主研制和装备科研仪器不仅需要“十年生聚”的真功夫，还需要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尤其是精密制造、电子与自动化、特种合金与新材料等相关领域的协调配套布局发展，才能够“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如现在的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已经“修成正果”的仪器与装备输出国家，由于“进化”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从头制造”现代工业制品包括仪器装备的能力，从而奠定了成为发达国家的坚实基础。显而易见，目前流行在我们大学与研究机构里的“两头在外”的科研模式是很难有助于“进化”出上述体系的，对我们国家科技创新与现代化而言，其贡献极易成为“水中花镜中月”，同时对发达国家却起到了实实在在的锦上添花的作用，换用笔者曾经聆听过的国内一位让人尊敬的院士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基础科研无偿为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起了“探矿”作用，我们轰轰烈烈付出，收获却不在我们这边”。

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这种“两头在外”的基础科研模式，在利益“指挥棒”的放大作用之下，历经二十年发展到现在，从初期的“开风气之先”的“SCI论文”的“量的扩张”开始，到目前积弊丛生虚糜国帑，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质的提高”的“改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