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丁仲礼院士：警惕发达国家减排话语下的“陷阱”

        今天收到课题组领导的一封电子邮件，专门给大家转载了一篇文章。

    同样将“气候变化相关科学”问题视为“阴谋论”，一定程度上我赞成丁院士的意见。但是不满意的是我们的科技界没有统一认识，甚至主流观点也是赞成气候变暖的，研究方法、观测过程和结论也是依葫芦画瓢。战略上也没有应对办法。大家看到了现象、问题，也能预知结果，但丝毫没有办法。我们就是那只被放进温水里的青蛙。

    你有办法吗？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钱炜  2010年01月23日

　　“6000年前，地球的温度比现在还要高约1.5℃，我国中纬度地区要比现在温暖潮湿得多，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仰韶文化就是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如果以冰河期结束后的1万年为考察对象，看不出现在的气候有什么不正常！”

　　一直主张“气候变化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笑称自己的观点是“非主流”，但作为古气候学家，他之所以不跟在“主流科学家”后面跑，并经常“唱反调”，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专业研究为依托。

　　他所率领的课题组在2009年12月《中国科学》D辑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在这篇题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评估及中国长期排放权讨论》的论文中，他将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机构此前提出的减排方案，统统称作“减排话语下的陷阱”，并直斥这些方案“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因为它们试图“将目前国际上已经形成的贫富差异固定化”。

　　“CO2翻倍，升温2℃”不满足科学实验的基本要求

　　丁仲礼解释说，这个“陷阱”由6个环节组成。首先，强调全球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性，这是核心，也是起点；在这一前提下，做出升温将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影响的推论；接着作出价值判断，即要在本世纪内将全球增温控制在2℃以内；继而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大气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应不超过450ppm；最后一个环节则是其最终目的：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多数倍的未来人均排放权。

　　然而，这个逻辑体系中的起点究竟成不成立，至今还是个问号。丁仲礼表示，确定这个敏感性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利用气候系统数值模式进行计算，二是从历史记录中评估。极其复杂的气候变化难以用数值模式准确地模拟出来，在建立模式及模拟过程中，必须引入众多假设与简化处理。比如，在全球10多个较为有名的模式中，同样将二氧化碳浓度从280ppm上升到560ppm，获得的增温幅度从1.5℃到6.4℃，差别竟达5℃之多。因此，所谓“CO2翻倍，升温2℃”的观点，只是从多个模式模拟结果的平均值中得来，不能满足科学实验的基本要求，因为数据在不同实验室中能不断重现。

　　根据全球气象观测资料，过去150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66℃，与此同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此前的280ppm增加到385ppm，其他温室气体增加了70ppm左右的二氧化碳当量浓度。这就相当于为评估气温与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作了一个长期实验——即便这0.66℃的增温完全是由温室气体浓度升高造成，那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升温也只在1℃左右。丁仲礼认为，“敏感性”显然被大大高估了。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当前的二氧化碳浓度为385ppm，若再把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换算为二氧化碳，则大气二氧化碳当量浓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450ppm，而事实上，150年来地球的增温只有0.66℃左右。

　　丁仲礼说，IPCC的科学家们当然看到了这一问题。对此，他们给出的简单解释是，大气气溶胶的致冷作用，消抵了很大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对此说法，我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观察事实予以否定：一是南北半球比较，北半球排放的气溶胶远多于南半球，但北半球升温幅度反高于南半球；二是冬夏季节比较，冬季气溶胶浓度远高于夏季，但其增温幅度也高于夏季。此外，大气中的气溶胶并不都起到致冷作用，有的有致暖作用。“在大气气溶胶研究尚不深入的背景下，拿气溶胶说事，无非是想继续为‘高敏感性’张目。”丁仲礼说。

　　太阳活动和海洋影响不可忽视

　　丁仲礼指出，考察100多年的数据，从统计的角度论，二氧化碳与温度的相关性，没有太阳活动与温度的相关性高。

　　他解释说，100多年前，地球处于小冰期尾声，太阳活动强度为低值，其后，太阳活动整体比小冰期高，但呈波动变化，其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高值，六七十年代为低值，80年代以来又有升高，这个波动与100年的温度变化记录高度吻合。而同时期的二氧化碳浓度曲线却一直呈上升状态，并没有这个“波动性”。

　　因此，他表示，可以肯定地说，最近150年0.66℃的增温，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太阳活动等自然因素造成。但这比例有多大？难以定论，因为科学界对太阳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具体机制尚待深入研究。

　　此外，影响气温波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海洋，尤其是大洋环流的变化。比如不少研究者认为，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全球降温，以及1998年以来到现在的降温都可能同洋流的变化有关。丁仲礼说，可惜我们对海洋所知甚少。

　　7个减排方案无一公平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提出了7个影响较大的减排方案。丁仲礼课题组在模拟这些方案后指出，这些方案无一公平，不应作为今后国际减排谈判的任何参考。

　　丁仲礼举IPCC的方案为例。它将2050年大气二氧化碳当量浓度目标定在450ppm，在这个目标下，全球只有约800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在这个总量限制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余下的才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但所剩已不多。

　　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70ppm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其中的约60%是由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个发达国家贡献的。在此期间，27个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达到了251吨碳，而发展中国家只有33吨碳，两者相差7.5倍。

　　而G8方案在去年G8国家首脑会议后推出，并作为哥本哈根谈判中发达国家的主要提案。它的核心是，到2050年，全球减排50%，发达国家减排80%。丁仲礼认为，这个方案貌似公允，实际由于排放基数不同，发达国家将获得3.9倍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未来排放权。

　　丁仲礼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之所以强调“区别”，主要原因就是各国历史上实际排放量的巨大差别。但这些方案无一不在帮发达国家回避历史责任。     

　　“气候的历史就是以不同时间尺度波动的历史，不管有没有人类活动，变是绝对的，不变才是相对的。人类对气温升高的忧虑，主要不应在幅度上，而应在速率上。如果气温以缓慢的速度波动性升高，就像过去150年那样，对人类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因为温暖期在全球尺度上看，其生物总产量将大大超过寒冷期。但是，如果升温速率过高，地球上的物种，包括人类，都将有可能来不及适应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危险。”丁仲礼说。

　　不过，丁仲礼表示，虽然IPCC高估了温室效应，同时又在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上向发达国家倾斜，但它倡导的节能减排的理念无疑是正确的。普及这个理念也是保证我国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报北京1月22日电） 

        我认为：从研究角度，少提、慎提低碳经济，多提节能减排。节能减排绝不同于低碳经济。环境不同于气候。国际规则有利的就参与，不利的则规避。CO2减排承诺绝对是败笔。解决内功问题，不必抓狂，不必自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