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与首次科学奖金的评奖，是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和中国当代科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重要史事。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主要是在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的影响下，打算通过实施科学奖励解决在培养科学干部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加强对科学家的团结工作，从而试图促进科学院的发展。首次科学奖金的评奖，先由科学院各学部评选，再相继由科学奖金委员会和院务会议审议。各学部均以请奖著作本身的学术水平作为根本尺度，本着实事求是和宁缺毋滥的原则，以同行专家“三审定案”制和民主的方式评选。科学奖金委员会和院务会议都基本尊重各学部的推荐意见。这次评奖并未受到过多的政治干预，科学院在评奖中实现了高度的学术自治，为日后中国科技奖励的评奖树立了一个典范。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科学奖金 科学干部 学部 科学奖金委员会

 

1955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这标志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次月，科学院即决定颁发第一次科学奖金，并于1956年和1957年间负责组织了评奖和授奖。在中国科学院发展史和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与首次科学奖金的评奖，可谓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史事。不仅因为这个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新中国科学奖励制度的初步形成，还在于这次评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以及中国科学界的重要活动，在新中国史无前例；这次奖励实乃新中国首次全国性的自然科学奖。迄今，学术界虽然对中国科学院第一次科学奖金的颁发有所论述，[①]但是尚未对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的原因进行探讨，也还没有对这次奖励作全面和清晰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档案资料和相关原始文献，论述了中国科学院从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到推荐、评审第一次科学奖金请奖著作的过程，分析了其间各种因素的影响和这次评奖的历史意义。

 

 

1953年2月，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科学院派出了访苏代表团。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乃代表团的任务之一。访苏期间，代表团了解到培养科学干部是苏联和苏联科学院取得重要科学成就的中心环节。直到当时，苏联科学院仍把该环节作为一项最中心的任务。同时，苏联和苏联科学院注重培养健康的学术风气。实施学术奖励是培养这种风气的重要方法之一。不仅苏联对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的学者颁发斯大林奖金及国家勋章，而且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设有62种以著名学者命名的奖金，其学部和研究所每年都有评奖。[②]

1953年5月返国之后，代表团作了一系列的传达访问情况和收获的报告。1953年6月20日，团长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报告了访苏情况。介绍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是其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苏联培养科学干部不仅主要依靠研究生院和博士生院，还依靠学术奖励。苏联的学术奖励制度对于推动科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③]1953年7月3日，代表团成员曹言行在科学院召集的产业部门、高等学校部分土木工程学家参加的座谈会上建议科学院考虑设立科学奖金，以奖励科学的研究和发明。他说：这样可以推动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以解决土木工程建设中的一些迫切的重大技术问题。[④]代表团成员刘大年还撰文介绍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他说：培养科学干部的问题在苏联党和政府的各种措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苏联主要科学中心的苏联科学院，除了从事重要科学问题的研究之外，还在所有科学领域中培养高质量的科学干部。这与苏联科学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还强调：“苏维埃政府和科学研究机构中有一套完整的科学工作奖励制度，这也是苏联培养科学干部，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⑤]

1953年8月27日，代表团临时党支部书记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8次院务会议上建议科学院在该年度制订“科学研究奖励办法”和召开“评奖会议”。[⑥]这次会议决定责成有关部门准备材料，提交下次院务常务会议讨论。[⑦]此后，科学院很快将培养科学干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53年10月，科学院召开所长会议。会议强调了培养科学干部与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发展中国科学的重要环节。[⑧]1953年11月19日，科学院党组在向毛泽东和中央呈送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中郑重提出：“大力培养干部是我国科学工作的长期的中心任务，并要求把它都具体规定到研究工作计划中去。”报告还讲：科学院为做好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将“组织专门委员会讨论并制订研究生条例草案和学术奖励办法草案，经政务院批准后，争取在一九五四年第三季度招收第一期研究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⑨]1954年1月，科学院在是年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建立学术奖励制度，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著作进行评奖、授奖。[⑩]

培养科学干部的问题之所以很快得到中国科学院的高度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苏联培养科学干部的经验的结果，但也是由科学院培养科学干部的状况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科学院成立不久，即确定了办院方针，并接管和调整了研究机构，进行了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而对于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科学院成立以后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科学院的多数研究所在这方面成绩不佳，科学研究的后备力量明显不足。并且，培养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干部，又并非短期所能见效。因而，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环境下，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就成为科学院的当务之急。1954年1月28日，郭沫若在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上作了关于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他说：

“积极培养科学干部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环节，没有新生力量的不断增长，科学事业将停滞不前。由于科学各部门的门类繁多，要求各异，要培养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干部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科学院对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过去缺少认真的计划，只停留在一般号召上，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经常的领导。除少数研究单位领导上比较重视，收到一定的成绩外，一般都做得很差，没有积累多少经验。因此，必须在全院范围内使大家从思想上明确培养干部是科学院长期的中心任务，并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苏联经验，制订切实可行的制度与办法。”[11]

郭沫若所说的“制度与办法”，即指研究生条例和学术奖励办法。后者就是后来所制定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从客观上讲，科学院决定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不仅由于这是培养科学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于实施科学奖励对于激励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这符合广大科学家的意愿。同时，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也有利于加强对科学家的团结。1951年至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使得科学院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受到打击，并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科学院成立以后，由于有些青年人对老科学家要求过高、过急或片面强调科学的实际应用价值和个人发展前途，也影响了部分科学家的工作热情。有些科学家甚至不愿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学生。[12]这些非但不利于对科学干部的培养，还影响到科学院的发展。因而，在将培养科学干部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同时，科学院也开始关注加强对科学家的团结工作，并将科学奖励作为方法之一。关于这项工作，郭沫若强调：

“必须教育青年尊重老科学家，并认真地向老科学家学习，使他们在科学研究业务上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必须给老科学家以一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对于他们的发明和创造必须给以物质或精神奖励，尊重他们的知识劳动的成果。”[13]

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奖励制度的建立，亦与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科技奖励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奖励科学工作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解放区已有的政策。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掌新政权后，对于科技奖励更加重视。作为新中国初期的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14]1950年8月，政务院还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1954年3月8日，中央对科学院党组1953年11月19日的报告作了批示，同意科学院建立研究生制度和学术奖励制度。批示指出：“为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学位制和对科学研究的奖励制度是必要的。中央责成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提出逐步建立这种制度的办法。”[15]当时科学院尚属政务院下的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党和政府的科技奖励政策尤其这次批示，自然会对科学院建立科学奖励制度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