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侧目，令人惊奇，与过去的科学共识相背、相左的研究称其为非共识研究。科技创新就是不断从非共识走向新共识的认识过程。它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自然科学在永不停顿地发展，因此，自然科学是一座永无尽头的长河，也是一座始终处在建造过程中的永不完美的大厦。如果一切都完美了，岂不一切都完结了吗？自然科学还怎么发展呢？所以，当我们还不能鉴别哪些非共识研究能成就科技创新，哪些非共识研究属于无效劳动之前，科技界对涉及非共识研究的人和事要宽容，切不可横加指责。从非共识到共识，这本来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对非共识研究，国家要鼓励更多的人去沙里淘金。

 

普朗克的黑体辐射公式说，电磁波与物质的能量交换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地发射或吸收的，从而引出一个有悖于传统观念的光量子概念，但也因此，理论和实验才互相吻合。可是，偶然发现光量子后，普朗克本人又花了12年时间，还想用经典物理语言推导出相同的结果，但终未成功。可见，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是如何根深蒂固。

 

近代物理一大支柱——量子论，就是从非共识研究中修成正果的，但为什么中国各大学术期刊总是对小人物投来的非共识研究的稿件不屑一顾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审稿力量不足，或是让那些被认为“无价值”的稿件倒了胃口；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有水平的审稿人太少；或者，是否对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爱心不够也未可知。其实，对民间来稿，资深科学家看看题目，看看结果，看看采取的研究方法，有5分钟就可以找出问题所在；半小时以后还看不出问题，文章必有可取之处，即使未被录用，也总该给人一个善意的审稿意见。学术期刊的主编们应是服务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社会的良心。

 

 

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自主创新的方针，牢牢掌握尖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这是再一次向我们指出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但5年过去了，我们的科技政策还是以文章取人，以文章数量取人，以文章引用率来衡量人的学术水平，并作为褒奖的依据，而唯独在体制上如何保证科技创新，如何鼓励非共识研究，如何改正科技资源为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很难听到中肯的声音。在这种状况下，科技人员为了生存，忙着交差、交账，谁还有勇气去作什么非共识研究呢？

 

到了2009年，另一种声音又在媒体响起，说什么中国科技和国外先进水平相差甚远，重大创新有难度；说什么要高薪聘请一批海外一流科学家、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装备，似乎中国的科技腾飞可以用钱买。学而优则仕的千年国粹和市场经济一拍即合。什么是爱国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为什么总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呢？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科学工程领域成绩斐然，两弹一星、嫦娥工程、36公里跨海大桥、枭龙战机等举世瞩目，然而在基础研究领域却乏善可陈。上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没有一个大陆学者，难道中国本土真的没有杰出人才吗？还是人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出了问题？横观当今科技部门分工之细、学科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专家、专家，多半是一专之家，每人都有一块别人很难介入的小小的属于自己的独特领地，把分工变成了分家，而现代科学的特点却在综合。像费曼和朗道这样的横贯各科的大师一个没有，像丁肇中、朱棣文这样的科学实验巨匠也难得一见。

 

在中国，所谓基础理论研究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在文献海洋中跟踪当代科技前沿，拾缺补遗，也还是在跟踪。在高新技术领域，少有人去做刨根问底的实验基础研究。条条道路通罗马，怎么就不能另辟蹊径，走出中国人自己的创新之路呢？用仿制去跟踪别人，最后受专利的封锁，不是白辛苦一场吗？难怪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说：“我是支持基础研究的，因为任何应用和开发都以基础研究作为动力与源泉。”真是一语道破天机。科学家不下地狱，怎能升得天堂？把基础研究与攻克核心技术分开，把格物致知与学以致用分开，科技创新难，当然是难于上青天了。

 

 

几百年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成就，与无垠时空隐藏的秘密相比，是沧海一粟；人们已知的自然规律与尚未知晓的自然规律相比，也是沧海一粟，你不去寻觅，无言的大自然也就不会主动应答。科学家经常的遭遇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种豆得瓜、种瓜得豆的事经常发生。我们对大自然一定抱有一种敬畏的心情，只要你百折不挠地去寻觅，满地都是黄金甲。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吃大苦、不流大汗，怎么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呢？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曾报道通过以蝇生蛆、以蛆喂鸡、以鸡生蛋这一天然食物链生产绿色鸡蛋出口的事。这样生产出的鸡蛋20元人民币一斤，仅此一项，这位农民兄弟每年盈利超过百万元。试问：发现一个新的食物链算不算原始创新？！如果把10亿农民中间的才智潜能都挖掘出来，不难产生一支10万大军的科技农民队伍；果真如此，又能创生出多少财富呢？

 

笔者不止一次说过，全国有100个袁隆平，就能够多养活70亿人口。什么叫水平？这就叫水平。民以食为天，否则我们都得饿死。科学家不仅要创造精神财富，还得回馈社会，尽可能创造一点物质财富。人间事，总是知其然在先，知其所以然在后，如果国家能减轻院士先生们的社会负担，不要一天到晚被拉去开会，让他们有一点时间去关心一下非共识研究的现状，发现一批可能是原始创新的项目，那将功德无量。跳出三界外，方知天地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自从互联网技术在全世界普及后，一个平民化的科技时代已悄然出现。但是，一味期盼一级学术刊物会发表任何惊世骇俗的学术论文，只会是此路不通。逐步提高自己的研发水平，互相支持，互相借鉴，功到自然成。近年来，科学共同体内不少有识之士对当代科技的内在困惑和现状也在不断反省，纷纷走出禁锢自己的象牙塔。可以说，非共识研究的重要性正在成为更多的共识。

 

 

非共识研究乃科技创新的生命之水，但并不能保证非共识研究都能成就科技创新。大自然向人类展示其神秘面纱，就像剥笋那样，只能一层一层地剥去，让人们先看清了前一层的面目，才有可能去探究下一层会显露出什么。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成就不可能在20年代出现，或是技术条件还未具备，或是理论储备还嫌不足。一个被看好的非共识研究必有其时代特征。大量的情况是，国外向我们封锁核心技术，我们另辟蹊径把它做成，虽非首创，仍属原创，因为走的道路不同。外国人能做成的，中国人没有理由失败。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伯云研制碳纤维飞机刹车片就是这样的例子。非共识研究所以大量不成功，原因往往在于选题不正确。

 

对现存的科学框架不满意是允许的，但凡是突发奇想，对现有框架推倒重来的这样的非共识研究也终难成功。凡用空洞哲学批判的语言对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横加指责，用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两把利剑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打成“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同样不可取。像马赫、彭加莱这样既通晓哲学又对科学原理有真知灼见的人是不多见的。对科学研究怎样接受哲学指导，我看还是毛泽东主席说得对：实践出真知。

 

只要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不懂科学的哲学批判的文章多如过江之鲫。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脑汁奉献给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发明和发现上去呢？电灯、电话、电报是大发明，利用现成的科学原理、知识使产业结构升级也是发明，革命不分先后，发明不计大小，关键是与现实需求结合起来，真正有所创造。

 

 

马克思说：“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

 

60年的历史长卷，几经曲折，几经迂回，影响中国科技腾飞的学术瓶颈早已家喻户晓，但要改也难。外科医生给自己开刀，需要极大的勇气，何况还有人讳疾忌医。

 

据统计，全世界文章点击率最高的科学家不到1500名，一个美国科学家的工作效能相当于中国科学家的5倍，说真的，我们的日子比人家好过多了。不仅如此，大院大所的管理者们制定了一套又一套表格式的管理制度，科学家主动争取来的科研经费，却要去养活一批与己少有本质关系的管理队伍，可成败的全部责任却要由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承担；而用填表、报表、审表作为唯一手段的管理者，却胸有闲余，既无近忧，又无远虑，这公平吗？何曾见过他们与一线科技人员就科技具体细节和难点有过深入一点的学术讨论？因为社会分工，管理也须职业化，这没错，但望他们能目光向下，真像张劲夫那样走到一线去，倾听科研人员的心声，在尊重业务规律的前提下，制定出真能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如是，中国科技事业才能走出阴霾，尽快腾飞。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然是一个苦行僧式的人，远离名利场，远离喧嚣的都市生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向大自然索取真知，不经过千山万水，能有原始创新谈何容易！现在，我们的科学家一半的时间都在和各种会议、各种等因奉此的表格周旋。时间被浪费了，激情被磨灭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发现人才的队伍。科技管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人人当伯乐，要像好莱坞星探去发现潜在的电影明星那样去发现科技新星。

 

一个科学家有没有科技天赋是不会写在脸上的，能发现人才的人首先自己要有水平——要有识人的水平。如此要求，搞科研管理的处长、科长就不好当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一个好的方法，是国家每年都公布一册黄皮书，列举国家急需和企业急需的课题。人人都可毛遂自荐，像古代张贴招贤榜那样，人才就会不请自到。1000个人来应召，有10个真才实学的就算没有白费功夫。千里马不能事先指定，千里马是赛出来的。

 

什么是博士，一个大学毕业生三五年后通过了博士学位考试，只说明此人开始学会做研究工作了，博士群体十年以后会有天壤之别的分化。当今社会，总经理满天飞，现在又是博士满天飞，像小说《围城》里的方鸿渐式的假博士大有人在。所以，陈云同志说：“不唯上，不唯博，只唯能。”这样的真知灼见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么做不用十年，上千名中国土生土长的一流科学家就会源源不断地脱颖而出。用高价聘请外国学者，也许会救急，但绝不会从根本上救人才之源的穷。真正大师级的人才到了你面前，会不会使用也是问题。有一个新名词形容人才得不到使用而导致人才外流的情况，叫做用脚投票。

 

 

1. 非共识研究的成功属于小概率事件，采样量不能小；小了，可能一个也没有。因此，要制定相应政策，“宁可看错一千，不可漏过一个”。

 

可以设立一个网站，只要你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不妨向社会投拆。科技要腾飞，科学言论的开放和活跃是第一条。国家应该设立专门机构，委托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去办，发现人才有奖。这叫伯乐与千里马双赢。对学术腐败的监控权，可以将一部分放到民间，这么做利大于弊。

 

2. 与科技相关的各类报刊和其他视听媒体要拨出版面，定期报道国内外非共识研究的新人新事和“小人物”的发明创造。从中总结出科技创新的一般规律。媒体的报道应该是理性的，也是批判的，刊文精彩也可汇总在百家争鸣的期刊上，或转载在网络上。

 

3. 国家项目应向民间开放，对此要制定相应政策，对有重大贡献者也应有渠道向国家推荐、授奖。

 

4. 对媒体公布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案例，媒体和报刊可以聘请资深专家去实地考察，辨明真伪，写出考察报告，为企业产品发展升级换代服务。

 

5. 每年召开一次“非共识研究”全国学术会议，参会的要事先报名，由科技部或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实施，文稿参会须经审查。会务应约请相关企业参会，商定双向合作事宜，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6. 当今非共识研究的困难之一在于缺乏资金，建议成立相应的社团组织，通过收取会费的形式解决与非共识研究相关的公共事务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