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销恶梦:关于科研经费的对话

现在这种科研经费的管理方式，要把学界折腾死，要让学术泡沫化。某次重大课题开题会上，主持人长喟：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命啊！

燕都客：《文汇学人》12月5日刊登《表格恶梦》，在高校和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看来触及当今科研管理体制中的焦点问题，不知你是怎么看的？

金陵生：很正常，大家早就怨声载道了。在我看来，填表比起报销来只是小巫见大巫。报销那才是恶梦！

燕都客：有这种事？

金陵生：我们所规定周二返所，过去叫返所日，现在叫报销日。以前上班，除了开学术论坛外，大家都忙着去图书馆查资料、借书，没事的就在研究室谈学问，交流学术心得。现在倒好，全埋头贴发票，不知道的，以为进了手工作坊。

燕都客：有这么夸张吗？

金陵生：您去我们会计室看看就知道了。现在会计成了最辛苦的人，从早到晚不得歇口气。

燕都客：报销不是一直就有制度的吗，现在和过去比有多大差别？

金陵生：过去科研管理看成果，你只要成果做好了，不太管你钱怎么花，花钱也没有时间限制和严格的比例分配。现在花钱变成一个难题。好像有关部门将科研经费视为贪污腐败之源了，订下各种严格的规定，而麻烦也就随之而来。

燕都客：具体说说都有什么麻烦。

金陵生：就拿中国社科院的“中国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来说吧，花钱有时间限制，院里随时会来一个通知，说财政部门要求到几月经费必须花掉百分之多少。一到这时候，花钱和报销就紧张了。买书吧，制度有规定，每天在一家书店买书超过800元，要作为国有资产登记。替单位做搬运工还不说，复印封面、登记造册也不是省心的事，于己于人都很烦。而且将来还给单位，哪有地方给你放啊？为了少给公家添麻烦，只好自己多辛苦，隔三差五地就上网买书，光是在家等送书的快递就是一桩劳神事，像我这种不会在网上买书的就要多跑书店了。您不妨算算，每天800元，三万多元购书款，要跑多少次才能花完？四十多次，还要不要看书啦？

燕都客：那是你们社科院的特殊情况吧，国家社科基金没有时间限制的。金陵生：但国家社科基金也有比例呀，得算着差旅费花多少，买书多少，过与不及，结项都会有麻烦的。差旅费更是烦人，要求车票、住宿费齐全，住朋友家里不行，半路有人约讲演，接送少了一段车程，往返地点对不上不行。至于办公用品，没有人能说清楚它的范围，只知道什么不算。纸、笔、文件夹算，但书架不算，台灯不算，眼镜不算——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办公用品。所以，怎么把钱花出去，就成了很劳神的事。

燕都客：不是还可开会吗？

金陵生：您千万别提开会，提到开会更窝心！各单位的经费不好花，只好开会，从年初到年尾，会议不绝。我这两年，曾一年开过17个会，半数以上是提交论文的，还有不交论文的务虚会、侃会。教育部制造的大学竞争，造成空前的文山会海，申请项目之前有论证会，申请到手有开题会，中期有评议会，完工有结项会，加上各种学科高端论坛、峰会、学会例会，古典文学界每年有多少会，只有天知道。甚至殃及外国学者，面对如此多的国际会议，应接不暇。过去国际会议起码半打以上的洋人到会，最近两年常只有两三人，其中还有一二“假洋鬼子”。学术期刊也不甘示弱，什么周年纪念会、编委会、座谈会，好不热闹，被请不去，人家还要说你摆谱。君不见，国外越是名牌大学名牌教授越是少开会，埋头在学校做研究写论文。中国有名无名的教授全在会上、路上，过去难得见一面的老朋友，如今一年在会上要见好几次。

燕都客：多开会不是可以促进学术交流，活跃学术空气吗？

金陵生：话是这么说，但学问毕竟是读书读出来，写书写出来，不是开会开出来的。看看我们所每月的简报，从领导到年轻学者全在路上，开会、演讲、参加各种评奖、项目评审会。学问越来越流为口耳之间的东西，古人叫“四寸学”，就是口耳之学。现在这种经费管理方式，要把学界折腾死，要让学术泡沫化。某次重大课题开题会上，主持人长喟：你要他的钱，他要你的命啊！

燕都客：话题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报销上来吧。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不是为了堵住虚假报销的缺口嘛，不严格怎么行呢？

金陵生：防虚假报销是为了节制不当开支，最终目的是要避免浪费，尤其是国有资产流失，损公肥私。但是，人力不也是一种资产吗？现在，消费要刷公务卡，而许多商店、邮局、打印店、私营书店等等，都无法刷卡。为了刷卡，就要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再者，明明在家门口就能买的东西，比如纸笔、文具什么的，因为没有正式发票，只得去大商场。东西贵不说，要多跑路吧？另外，大到电脑，小到打印纸、墨盒，都要走政府采购渠道。然而这政府采购可不是随时等着你的，一年两次。难道你为了买一包打印纸，要等半年么？即使正好赶上政府采购申报，一看目录和价格，那是一个滞销品大卖场啊！型号老旧不说，价格还高于市面不少。没办法，只得通过复杂的申报、采购程序，再多花些冤枉钱。本是为了杜绝腐败的措施，却明显成了新的腐败途径。这就是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结果则是学人精力和时间的极大浪费——在中国似乎很少将人力资源的浪费当回事儿，就好像不将噪音计入环境质量一样。

燕都客：你说的都是个人费点事，但这么做可以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啊！

金陵生：照您这么说，为了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就可以牺牲个人利益？那好吧，我再举个例子，看国家利益是否会受损失。一次出差河北，在超市买办公用品，开发票时被告知要报上单位税务登记号。更绝的是在邮局寄东西，开发票被告知要交一张单位税务登记号复印件，据说这规定很快要普及。闻说此言，我一惊非小！个人麻烦一点犹是小事，替国家算算这笔账，问题就大了。按一周平均刷卡两次计，两张复印件就要花4毛钱，一个月要一块六。中国社科院四千多人，一个月就是六千上下。类似这等规模的学术单位或大学，北京起码一百多家吧，一个月就要100万上下，全国就是两三千万，一年下来就是一个多亿了。一个多亿啊，就为这么一纸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这还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成本，还没算上人们为复印这张证明所耗费的时间成本。按此来推，全国公家报销要浪费多少钱，难以想象。

燕都客：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挺可怕的，难怪古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随便一折腾，后果就不堪设想。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照你的说法，就不该杜绝虚开发票的路么？

金陵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凡制定措施，必指望发挥实际效用。一张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虚开发票、防止虚假报销的漏洞，还是个疑问——发票漏洞的关键全在于开发票的人，现在责任的约束却落到消费者头上，这本身就是很可笑的思维错乱。我不清楚这规定是什么人，通过什么程序制定的，但它属于未经科学论证和考量的拍脑袋政策，则是毫无疑问的。

燕都客：但公务卡的推广对杜绝虚假消费还是有制约力的，我相信。

金陵生：我却不太相信。中国有多少靠开发票为生为业的人，您只消到北京站转一圈，就不难估摸。邮箱里哪天不收到几封代开发票的垃圾邮件？只要公务卡一推广，我相信马上那些邮件里就会多一句：在本公司开发票可刷公务卡。

燕都客：那你说该怎么杜绝虚假发票呢，总不能不报销让你随便花钱吧？

金陵生：还真让您说着了，我的看法就是要减少报销项目和环节。前些年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乘经济舱赴任，成为热闹话题，甚至被指为做秀。其实，若知道美国的出差制度，就很容易理解。人家是把经费按标准算给你的，随你怎么花，节余就是自己的，超支也自己负责。据说骆大使三个孩子上学，家累不轻，坐个经济舱省点钱也很自然。如果我们也这么做，就可以省去多少报销的麻烦，减少多少虚报的花费。毕竟现在什么发票买不到，掌权者多报点用度，又有谁能控制呢？

燕都客：你这么说还真有点道理。记得以前我也听父亲讲过一个故事，说一次出差去武汉，来回乘江轮，返程买不到四等舱的票，三等舱不能报销，只好多住两天。两天的住宿费比舱位差价不知贵了多少，但可以报销。真是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呀！

金陵生：可不是么。这还是不可抗力，现在人为的虚冒支出，又有多少？就因为发票报销是个无底洞，滋生了卖发票这个有特色的行业。简单地改变一下规则，按级别、待遇支付差旅费，报销虚冒开支的问题就简单解决了。又能节省用度，还避免了不必要的奢侈。

燕都客：这么说起来很简单，但站在管理者的立场，当然要清楚所有的经费是怎么花出去的。毕竟都是纳税人的钱。你们花纳税人的钱，拿着国家公款去做研究，总得对纳税人、对国家有个交代吧？怎么能随心所欲地花钱呢？

金陵生：我们看问题的根本差异就在这里。我不认为科研经费是公款，而做研究就是拿着公款替国家干活。科研经费本质上是对研究者的劳动及其成果的合理补偿。研究者花钱做完了研究，他的成果就是对纳税人、对国家的交代。

燕都客：你这么说毫无道理，科研经费怎么不是公款呢，你们的研究不是国家的一种投资行为吗？

金陵生：您的看法显然反映了一些政府部门及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但这是值得商榷的。在今天，对绝大部分做研究的人来说，研究都不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当今学者的主体是大学教师，他们的本职是教学，工资则是授课的报偿。他们本无做研究的义务，做研究是教学之外的额外劳动，科研经费则是对这部分劳动的补偿。我们社科院的学者虽是专职研究人员，但按院里规定，我们的工作量以3万字学术论文为合格限度。可是，我院绝大部分学者每年发表的成果都超过了3万字，我个人通常是13万字上下。3万字，每天工作8小时即可轻松完成；但13万字，就必须焚膏继晷，分秒必争。我只要不外出，工作时间一般总在12小时以上。我相信大多数学者也都是如此工作的，因为学无止境，求知欲驱使我们刻苦用功，不稍松懈。

燕都客：我理解，科研经费是国家对文化建设的投资，与其他类型的建设投资没有两样，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金陵生：科研经费怎么能等同于一般的建设项目投资呢？项目投资是根据计划消耗支付的，没有消耗而冒领就是贪污公款。而科研经费作为超额劳动的补偿，则意味对成果的收购。学术成果像任何商品一样体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管消耗了多少成本，以什么方式消耗，都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我们能设想，只要一支笔在纸上计算的陈景润，就只能报销纸吗？或者什么也不消耗，只呆在家里空想的哲学家，就不能获得科研经费吗？

燕都客：目前的规定，在科研经费中不是已含有智力补偿吗？有了智力补偿，再将消耗品所占的比例用虚假支出发票套现，这该说是违法了吧？

金陵生：在现有的报销制度下，各行各业所有涉及报销行为的人，大概没有可能不违法，除非他放弃报销。可是您想过没有，一个制度如果迫使大多数人违法，那它本身肯定就有问题，因为它与大多数人的观念和行为相对立。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理科的基础研究，不能用工科的方式去管理。有许多研究不需要多买书，不需要四处访求资料，只需要时间安心思考。这些学者将如何使用科研经费呢？他们消耗的是精力和智力，这在课题经费中又如何分配其比例呢？所以，对基础研究来说，科研经费的管理需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即便站在投资的立场看，科研经费管理也应该关心产出，而不是具体的生产过程。生产过程只要正当，即遵守学术规范，就没必要严管。宽松的管理方式会更有利学术的发展。

燕都客：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只问收获，少管耕耘过程？

金陵生：也不妨这么理解吧。李零说中国的大学是养鸡场，一时传为名言。可是，即便是养鸡场，投资人也只会数蛋，不会整天盯着鸡怎么吃饲料，每天吃多少，更不会限制它到什么时间必须吃完，不然就收走，明天再减量。现在的经费管理，让学者还比不上养鸡场里的鸡。为了那种抽风似的经费管理通知，今天凑发票，明天突击花钱，为报销一点经费，弄得上下蝇蝇苟苟，一点尊严都没有。我真不理解，为什么科研经费管理要弄得如此让人厌恶不堪？

燕都客：这么说未免太情绪化了吧？当今的管理制度就真的如此不堪吗？

金陵生：谓予不信，你们可以到学校和科研机构听听大家的意见嘛。有些管理措施，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众所周知，经费分配有比例，书费多少，差旅费多少，“小三票”多少。但谁又能计划得清楚呢？费尽心思做了个预算，到年中就对不上号，只好让大家调整，重算一份；到下半年又对不上号，只得再让大家调整，花费许多精力。既然比例可以调整，那还有什么规定的必要，直接让大家按需花费不就行了吗？管理部门为什么非这么折腾人，真让人不可思议。

燕都客：说了半天，我终于明白你的想法。国家只要把钱拨给你们，一人一张卡，随你们怎么花，科研就能做好啦？

金陵生：极端一点说，正是这样。结果会节省很多人力物力，产出的成果起码不会比现在更坏。学人事务减轻了，心态正常了，学问就会良性滋长。为什么日本学者的成果赢得全世界尊重，欧美学者研究东方学首先要学日语？就因为日本大学评职称主要是熬年资，成果不占主导地位，所以大家不急不忙地做研究；再加上工资又高，不在乎额外补偿，不用申请课题，学术就得以自由生长。许多学者是退休以后才陆续出版著作的，最典型的就是白川静。目前为中国学术计，上策是提高教授的工资水平，不要让科研经费成为菲薄收入的重要补充，这就可以避免学者搞短平快；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就放宽经费使用的限制。既然国家不会吝啬替刘翔买双好跑鞋，又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买副好眼镜呢？

燕都客：只怕花钱自由了，许多人更不好好干活了。

金陵生：我话还没说完，花钱自由是有前提的，先得把活儿干好，拿出有份量的东西。管理部门应该在成果审核、验收上加大力度，重要课题的成果甚至可以请海外学者匿名评审。只要把好成果验收关，就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地花钱。现在成果验收马马虎虎，只在经费管理上用劲，在我看来不啻是本末倒置，其功效值得怀疑。

燕都客：你的看法或许能代表一部分学者的看法，但多数学者和管理机构肯定是不会认可的。那么一来，岂不会导致科研经费使用的无政府状态？

金陵生：绝不会的。管理部门是代表国家和纳税人的买主，货不好可以不要，可以责成研究者退款，甚至可以先货后款。要想让鸡多生蛋，生好蛋，办法有很多，但最不好的办法只有一种，就是苛刻地限制它的饮食方式，让生蛋变成复杂而麻烦，需要早晚劳神不已的事。

（原载于《文汇报》，作者蒋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